国际关怀——杨少斌访谈

新视觉：很高兴能和您进行此次交谈，据说您出生在河北唐山的矿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充满了群殴、恶作剧和动荡的政治，您还做过警察。很显然这些经历深深地刻烙在了您的作品中，您能把您这段特殊的经历和感受说给我们听吗？另外唐山地震是否也给您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影响？
杨少斌：我在小学的时候是校田径队的，跑的特别快，虽然也画画，但只是自娱自乐，而非系统的训练。小学二年级时，我对黄帅与张铁生主演的电影《决裂》印象很深，那时我们也学《文论》，宣传“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学习无用论”。自幼一直生活在矿区，教育环境不是很理想，努力学习的学生也不多，小学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荒废的，语文还好，但数学一直不及格。

新：那您为什么会去作警察了呢？
杨：中学的时候，1976的 7月28日遭遇了唐山大地震，打乱了基本的生活与教育环境，一切处于重建状态，所以我的中学时光也浪费了。上山下乡我也经历过了，整个社会都是在动荡变迁中的。

新：是童年的境遇影响了您今日的艺术吗？
杨：记忆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但也不是很多。

新：从1993年开始，您成为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为什么从1996年在这种风格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您却成为当时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中唯一有意识远离了这种风格的人？
杨：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正式辞去了陶瓷厂美术设计的工作。在工作的七年的时间里，总割舍不了对艺术的热爱，于是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进行艺术创作，还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周末画风景，被小孩们称为“穷画家”，却自得其乐。辞职后，我搬到了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成为当时的“盲流”艺术家。当时在“圆明园”里的画家还比较少，如丁方、田军、方力均等。玩世现实主义反映的是1989年后大众对理想的幻灭和失去人生目标的社会状态，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85’新潮美术运动和“六·四事件”后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刘伟和方力均等创作了许多玩世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也没有北京生活的体验，所以这方面对于我还是比较陌生的。在“圆明园”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精神上的自由是我坚持易速创作的动力，在几年的生活后，我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了“玩世”的创作。

新：您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暴力主题和表现风格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并获得接受的？
杨：我在“圆明园”创作的期间中，经常在恐慌和担忧中度过，也为生存苦恼过，看到了很多的暴力行为，所以“暴力”主题是与我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的，方法上沿用“玩世”的手法，反映出残酷的现实，带有些许苦涩的意味。我的“暴力”主题被接受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如玩世现实主义的作品讨人喜欢，但我坚持我的艺术之路，在沉寂了两年后，直到1998年解决了技术上的问题才稍有好转。冷林曾说过，“你的画只有你出名了才能卖出去。”当时我办了几个展览，但大多由于不自由的艺术环境而被警察查封了。比如在太庙准备作的展览《是我》被延期了，1997年在老中央美院的展览简化为只放幻灯片。但近几年的艺术界的情况改善了许多，人人都在看艺术，这为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支撑，也使我可以继续这个题材的创作。

新：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促使艺术的繁荣。您最新创作的关注国际政治的作品与原来那些表现没有能指的内心意象的作品在图标和观念上具有怎样的关系？
杨：我在2002年时感觉世界突然变得很无聊，生活和艺术缺少新鲜感。而“9·11”事件的发生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拍了许多图片，积累了相当的素材，意图传达危险的信息。第一个展览举办于北京现代画廊，获得了成功。这在观念上是延续的，但内容上更丰富和深化了，开始对政治和国际问题的涉足。

新：除了绘画的天赋和手的敏感以外，您是如何在国际潮流中创作一种语言和观念演进的动力并获得成功？
杨：这是源于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机遇，自此我参加了很多大型的展览，推出了我的“国际政治”系列。机会很重要，2006年在荷兰的展览——《新绘画》也邀请了我的这个系列。黄专评价道，“国际政治系列讲述了将要发生、正要发生的事件。”对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偏重缜密的思考和感受，利用不同图像的并置来给予人心理上的危险感和不安感。

新：您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军警形象、扭打变形、社会暴力等符号或现象，您在传达一种怎样的深层内涵？
杨：这体现出我对社会的关怀。暴力问题在先前可能社会的接受性不高，但于当今是普遍的问题。这是一种内心的真实，我以艺术的手法赋予视觉冲击力。

新：残酷的美更能震撼人的心灵。您的作品可能会让很多观者不安，愉悦的成分少些，您如何看待？艺术中的审美感觉还重要吗？
杨：东西方的审美观有差异，东方偏注感性逻辑，西方尤其是欧洲有“审丑”的意识，如毕加索的作品，他们会先问你为什么这样画再去审美。

新：矿工生活也是您重点关注的，您对他们是怎样的一种深厚感情和怎样的一种深刻体验？
杨：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震动，特别是看到其生活之苦和死亡人数之多令人非常的同情。最近在唐山的煤矿体验过程中，矿工的生存环境不忍入目、不堪入画，我自认为没有能力消化这种现实，也许与艺术没有关系，但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是艺术家应该向社会提出的问题。在第一期时，只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而从第二期作这个题材时，从作品本体的考虑更多，希冀作出更好的展览。

新：矿工题材作品的展览情况如何呢？
杨：展览后的反映有两种：收藏家特别不喜欢；观念艺术家和评论家特别喜欢。2006年我参加了泰特美术馆第一次为中国艺术家主办的展览­­——《真实事件》，获得了好评，后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作了巡回展、沙加的摄影展等。最近想创作国外的矿工题材，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新：您的作品在艺术史上是可以留下印迹的，您前两年针对矿工生活做一些带实验项目的作品，这些作品具体情况和内容可以介绍以下吗？这些作品短期可能不能兑换经济利益，您是怎么考虑和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我没有考虑市场和经济问题。我的理想就是作艺术，可以继续画画。我刚搬到“圆明园”的时候，希望一个月有500元可以维持生计就很知足了。现今的状态也是出于我意料的。艺术是我一生的事业，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努力。我希望我的展览是值得看的，是足够好的，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新：您“未来的思想”的兴趣点会是些什么？
杨：继续关注国际问题，现今比较敏感的能源问题如石油是我感兴趣的，也将要创作的题材。

新：真高兴。我相信我们的这番谈话解决了很多观者对您的好奇与困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