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立场的“叙事”——专访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策展人邹跃进

对于刚刚在成都开幕的第四届双年展“叙事中国”，各界人士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作为成都双年展的策展人，邹跃进老师又是怎样在回顾展览的过程中重新审视、阐释主题并从中发掘新问题的，对此，《新视觉》对他进行了专访。



新视觉：自1895年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迄今，艺术双年展模式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以威尼斯双年展为例，展览设定一个主题，以国家为单位邀请参展，根据不同地区划分展览场馆，内容包括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建筑等，其背后也有着强大的学术支持，并在展览过程中产生一些互动事件，可以说呈现于众的不单单是一次展览。那么能否谈谈成都双年展自身的展览模式是怎样建立的？


邹跃进：我们知道成都双年展是从2001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实际上中国各地举办的双年展是要按照国际化的艺术制度来操作艺术，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双年展是照搬过来的一种艺术展览方式，缺少独创性。成都双年展是在成都这样一个特定地方，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双年展的名义举办的视觉艺术展览。双年展不同的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以及对展览的定义不一样，可以说，策展人的学术定位或者其学术背景、艺术资源和学术素养决定了展览的基本面貌。



新视觉：成都双年展的模式以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邹跃进：目前是邀请艺术家个人参加展览，以后的模式还不确定。比如，也有可能以地域为单位，甚至可以像威尼斯双年展那样，做成国家馆的形式，邀请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参展，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它涉及到资金以及中国艺术参与国际化的程度等因素。双年展谁来办不重要，重点在于尊重双年展这种以策展人为中心的制度。



新视觉：从您的角度来看，自2001年成都第一届双年展到2009第四届成都双年展，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有没有内在的承接关系？


邹跃进：从内容上来看没有联系。形式上有联系，唯一的联系是架上艺术占主流，其他方面没有联系。



新视觉：此次双年展以“叙事中国“为命题，现在很多展览也是关注当下像全球金融危机、汶川地震、城市扩张、能源紧缺等社会问题，那么，与其他当代艺术展览相比，此双年展最大不同点是什么？


邹跃进：这里有几点考虑，首先，之所以用“叙事中国”这一主题，与“中国”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更不用说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的对象有关系。原因极其简单,那就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是在西方的挑战、挤压下，甚至是从各种灾难、悲剧中走过来的，所以，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总是在思考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我曾经写过的一篇短文叫《再造中国》，讨论百年美术是怎样用形象来再造一个新的中国，并与传统决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学术兴趣一直集中在对视觉艺术是怎样建构中国形象这一方面的研究上，所以我的艺术史叙事（如《新中国美术史》、《毛**时代美术》等）也几乎是以中国概念为中心的。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艺术家怎样看待、理解中国，包括他们对中国的期待和想象。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如汉学家顾彬在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就借用夏志清的说法，将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文学史叙述称之为“对中国的执迷”，他这样说是带有一定的贬义的，即他认为文学家和文学史家“对中国的执迷”遮蔽了艺术家个人的情感经验，包括对艺术本身的探索。其实，我也属于他所说的执迷者，但“执迷”又不陷入“不悟”才是最重要的。我倒更倾向认为“对中国的执迷”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一大特征，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的表现。事实上，从我们的生存经验出发，关注中国及其命运至少是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用“叙事中国”作为这届双年展的主题，也只是想呈现与此相关的艺术，并排斥与此主题无关的那些艺术。比如抽象艺术，表现自我的表现主义艺术等等。


第二，为什么用叙事加中国这一组合呢？这与叙事的当代意义有关系，那意思是说“中国”实际是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立场，站在不同角度被叙事出来的，中国是什么取决于对中国的叙事。比如，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国家，那么这种叙事里面就包涵了对中国的认识，中国也就这样被界定、被认识、甚至被批判和被否定的。所以“叙事中国”所关心的是艺术家怎样以自己的观点立场来叙事中国，这就是叙事中国这个主题最根本的涵义。



新视觉：本次双年展主题是“叙事中国”，此题赋予当代艺术叙事性特征，而整个主题范围显得过于宏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娱乐、资源、环境等等各个方面，而选择以相对小范围的“艺术家个体”作为展览单元出现，从艺术家及作品的选择上，怎样来呈现和诠释这一宏大的展览主题呢？


邹跃进：从当下艺术倾向看，有多种叙事中国的视觉艺术。第一种是以反讽、调侃和批判的立场和方式来对中国进行叙事的艺术，这种立场自90年代以来处在当代艺术的中心，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种对“中国”的叙事是全国美展式的、官方式的态度，主要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策划成都双年展的 “叙事中国”主题时，是想在这两种叙事中国之外寻找不同的对“中国”的叙事，这种叙事应既不是调侃中国，也不是歌颂中国，而是对中国进行一种反思性的叙事。比如，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有地震，谁受到了最大的伤害，虽然是自然灾难，但在灾难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灾难造成的社会后果进行反思，扩而大之到对人的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关系进行反思。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反讽性的、非歌颂性的对“中国”的叙事。所以，在我们的作品选择中，是想在前两种叙事中国的艺术之外，找到另一种叙事中国的艺术，并肯定这种叙事中国的艺术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


“叙事中国”这一主题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很宏大的叙事，但是了解“叙事”这一概念的当代意义的人，就会明白它也反对宏大叙事。其实，当一些理论家把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类的解放”的说法作为宏大叙事来对待时，“人类的解放”已作为一种叙事来对待了，其宏大也就自动消解了。当我们把艺术中的“中国”看成一种叙事时，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即我们认为在叙事的意义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只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所认识、所表现的中国。比如说有些人说现在中国处在盛世，如果从叙事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反思是谁才会说现在是盛世中国，又是谁在享受这个盛世中国。还有谁又被排斥在了这个盛世中国之外。



新视觉：您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候，曾表示由于作品风格偏离了双年展“叙事中国”的主题，所以一些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有名气的艺术家不在邀请的范围内，此举是否表现了此届双年展的独立态度？


邹跃进：这个问题上面己经说过了，同时排他性至少也是独立性的一个方面。

新视觉：您认为这种独立性是否是今后成都双年展乃至国内其他重要双年展的一个趋势呢？
邹跃进：我的看法是，双年展的最佳方式是发现新的艺术倾向、艺术现象、艺术理念、发现新的艺术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目前大多数双年展都做成了名家汇聚的展览。



新视觉：本次双年展设置了五个大主题，包括2008篇、历史篇、现实篇、都市篇、乡村篇，也就是说展出的作品是按照这五大主题来进行划分的，您所认为本次双年展所表现出的“当代性”在哪里？


邹跃进：实际上，我们对当代性有不同的理解，双年展这种展览制度，即真正以策展人为中心的艺术制度本身就是具有当代性的。至于此次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怎样呈现当代性，我已说过它表现在与其他两种叙事中国的差异上。



新视觉：展览在赞助资金方面是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邹跃进：资金非常紧张，好多事情没有做成。比如，有些符合展览主题的艺术家像展望和谷文达的作品由于运输的费用等原因没能顺利参展。



新视觉：双年展的策划与画廊或美术馆展览的策划有什么不同？


邹跃进：双年展作为年度和跨年度的展览，规模较大，在策划方面需要有更全面、更成熟的学术思考，这是与策划美术馆或其他机构展览相比不同的地方。



新视觉：本次双年展开展至今，各界反响如何？


邹跃进：总体来说，有批评也有肯定。其中，对主题的批评是认为它是“宏大叙事”，像全国美展。我觉得这些批评者对“叙事”的概念有误解。作品方面，部分批评是关于展览中出现的一些平庸的作品，因为有些与主题无关的作品是由主办方提供的，有些偏离主题，由此也带来了对展览机制的批评。还有些是针对当地的展览条件、设备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当然也有正面的反响，认为主题集中、关注现实和民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