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的问题，我在1990年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论集》第十九号所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特点》一文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卷)》中均已有所论及，但是由于不是专论此题，所以不够充分。现再详论如下。

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的说法，自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来后，现在已为各种文学史和批评史所通用①，凡论及此一问题的文章也大都沿用这个观点，似乎已成确凿无疑的定论，然而我认为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我在五年前就已经说过，鲁迅这个说法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曾说道:“他(按: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如果把文学的自觉等同于为艺术而艺术，作为魏晋时的特点，也许还可以备一说，但是要说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并且有了自觉的创作，是从魏晋开始的话，则是很值得商榷的。文学的自觉与否和要求“寓训勉于诗赋”，并无必然的关系。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魏晋之际，经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对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自然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它并不是在决定文学是否独立和自觉的方面。实际上文学的独立和自觉不是从魏晋才开始，而是要更早得多，我们综合上述各种与此直接相关的情况来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



一、 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人们对文学的特征之认识，能否把文学和历史、哲学等不同部门区分开来，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都有一个从文史哲混同不分，到逐渐形成为各个独立部门的过程。中国古代在战国中期以前，文化领域内各部门的界限是不明确的，也很难把文学和历史、哲学等区分得很清楚。《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但是却运用了文学的形象描写方法来阐明深奥的哲理，以很多生动的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如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鐻、黄帝游赤水而遗其玄珠、浑沌凿七窍而死等，来揭示“道”的自然本性，他的哲学观点都浸透在文学形象之中，而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大部分是优美的文学散文。《左传》本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也运用了不少文学创作方法来记事和描写人物，也采用了一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的内容，并且有许多生动的对话，所以，其中有不少也可以说是纪事性的文学散文。《诗经》虽是一部纯文学的诗歌总集，然而，当时人们却并不把它作为纯文学来看，而是把它当作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来看待的，成为人们立身行事、言语动作的准则，故孔子对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然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经济、文化的繁荣，文、史、哲等不同部门的特点势必会愈来愈鲜明，这一点在荀子的时代就表现出来了。传统的六经实际上就包括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部门，荀子在《儒效》篇中对除《易经》以外的五经之不同特点就作了分析，认为它们虽都是体现圣人之道的，但是又各有不同:“《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里反映了当时文化领域内各部门独立性已大大加强的历史现状，战国后期一些哲学、历史、政治著作的文学性已有所减弱，特别是《楚辞》的出现，它已经不再像《诗经》那样被当作君子必须熟读的百科全书来看待了。

对“文”的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在战国中后期也有了变化。春秋时代文的概念是非常宽广的。天文、地文、人文都是文，从人文来说，大约相当于文化之文。郭绍虞先生说这个文包括了博学和文章两个方面，大致是不错的，但这两者的比重从春秋到战国有较大的变化。春秋时代博学的比重较大，而文章的比重较小.而到战国中后期，文章的比重就渐渐加大了。所以，秦时吕不韦主持编辑《吕氏春秋》，将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传》)。可见，文章写作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已经表现了学术和文章分离的征兆，开始出现了不是以研究学术为主、而是以擅长词章写作为主的文人。汉代文学观念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学术和文章的分野日益明显，有了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文学之士”和“文章之士”的不同。“文学之士”以注释经书、研究学术为主，而“文章之士”则以词章写作为主。这“文章”的概念中，诗歌辞赋当然是其重要方面，但又不等同于纯粹的艺术文学，而是包括了非文学的一般文章(如应用文、政论文等)在内的，甚至也包括了史传、诸子等的词章写作在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文章”的概念一直沿续到魏晋南北朝，和曹王《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所说的“文”，挚虞《文章流别论》的“文章”，乃至刘舞《文心雕龙》的“人文’，②，其含义和范围都是基本一致的。南朝虽然有过文笔之争③、有过萧统《文选》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有过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所说的“文”，但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清，多数人仍是沿用汉代比较宽泛的“文章”概念。所以从文学观念演变发展来看，汉魏之交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而与学术相分离、以词章写作为主的“文章”，则和先秦之“文”有根本性的不同，这种文学观念是在西汉逐渐地明朗起来的，它也和文、史、哲各部门的区分愈来愈明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西汉时文章和学术的分离，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奠定了文学观念发展的基础。

各个不同学术部门的分别独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之间区别之被认识，也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图书分类上。刘向的《别录》中就将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七类。刘歆的《七略》则加以修订而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他们都把诗赋独立为一类，而与经传、诸子等相并列，说明他们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学不同于政治、哲学、历史等的独立地位。东汉前期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图书的分类，即是依据刘歆《七略》而“删其要”。汉人在图书分类上所列的“诗赋”一项是指除《诗经》以外的所有诗歌和辞赋。刘向等人之所以把传统的六经专门列“经传”或“六艺”一类，并非不知道六经中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门类，而是为了尊重六经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汉武帝排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六经更被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圣典，例如扬雄就把它看作是其他所有文章、著作之源，而且研究、注释六经著作之众多，也造成了六经和其他书籍很不相同的特殊性，自然不可能把它们分别列入各个不同门类之中。但既把包括《楚辞》在内的诗赋单列为一类，说明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和先秦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认识到了文学(尤其是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学术和文章的特点。



二、 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

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标志

文学的独立和自觉不只是体现在文学观念的发展和演进方面，它必须有专业的文学创作和专业的文人队伍为基础。也就是说，专业作家的自觉的文学创作本身，是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重要标志。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先秦时期的《诗经》和古谣谚，大部分都还属于民间歌诗，《诗经》中虽有一些作品有作者可考，但都不是专业文人的创作，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也都不属于专业的文人创作，其性质主要还是思想史和历史著作，而只有战国后期《楚辞》中屈原和宋玉等的作品，才可以说是具有了专业文人创作的特点。当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往往也都是官场上的重要人物，我们所谓的专业文人，并不排斥他们可以是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还是主要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这是不一样的。像屈原虽然也曾是楚国怀王的左徒，然而后来他被流放，在穷愁潦倒中才愤激至极而进行文学创作，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离骚》、《九章》等文学作品的伟大成就所决定的，至于宋玉则更明显是以辞赋创作而著名的了。这种专业的文人创作之出现，是与荀子对五经不同特点的分析相应的，《楚辞》中的“发愤抒情”说④，也正是对诗歌创作特点的很深刻阐述，这都表现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最初的萌芽。不过，从总的方面说，在当时文学和学术还没有完全分离，在各诸侯国还没有形成普遍的专业文人队伍，除楚国外还很少专业文人的文学创作。

到了汉代，专业文人创作和专业文人队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汉时期不仅文章和学术相分离，而且有了不少专门以文章写作为主的文人，特别是辞赋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战国时在楚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专业文人创作，在汉代扩大到了全国，并形成了一支专业文人队伍。如果说贾谊、陆贾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到枚乘、司马相如等就非常清楚是以文章(主要是辞赋)著名的了，而后又有刘向、扬雄等一大批人。唐代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中曾非常精辟地指出:“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此处姚思廉所说“贾、邹、枚、路”，即指西汉前期著名文人贾谊、邹阳、枚乘、路温舒，这些人都是因为“能文”而被班固载入《汉书》列传的。其实在《汉书》中因“能文”而立传的还远不止姚思廉所举出的这些，像王褒、扬雄等也都是以“能文”著名的。到了东汉，这种以文章写作为主的文人就更多了，所以，范哗《后汉书》中就在《儒林传》外又专门增加了《文苑传》。实际上除《文苑传》以外，别的列传中也有不少是著名的文学家，如桓谭、王充、张衡、蔡邕等。汉代一大批辞赋作家，多数不是学者，亦非以“官”出名，而是以文学创作使之声名流传于后世的。

汉代所形成和发展的专业文人创作队伍，是以辞赋创作为主体而兼及诗歌、散文的。最著名的文人大多数是辞赋作家，而汉代辞赋在艺术形式上，已在《楚辞》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楚辞》的“缘情”而向“体物”的方向发展，而且按刘欲的说法，还有“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客主赋”等不同类型。不管是西汉铺陈的大赋还是东汉抒情的小赋，大都属于专业文人的创作。从战国后期到东汉后期，辞赋实际上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辞赋的最繁盛时期。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言语侍从之臣”，实际上就是当时专业文人。他说:“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减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榆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辞赋创作之多、作家之众，对汉帝国起了“润色鸿业”的重要作用。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两种文学形式处于主导地位，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贬低汉代辞赋的话，怎么能说已经有了这么多辞赋作品和辞赋作家的汉代，而文学居然还没有独立的自觉，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三、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佐证

汉代不仅是辞赋的时代，而且也是多种文学体裁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时代。诗歌在汉代正处于由《诗经》的四言形式向五、七言形式发展、过渡的阶段，所以在汉末以前并不发达，专业文人的创作很少，如西汉李陵、班婕好之作及《古诗十九首》中所谓枚乘作的几首，都已经学者考证为伪托。汉代的诗歌主要是汉武帝设立的乐府所收集的民歌，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这是根据刘向校书时收集到的作品而说的，其中主要是宗庙歌诗和民间歌诗，如刘舞所说:“朝章国采，亦云周备。”(《文心雕龙·明诗》)可是这些诗歌，特别是其中杂言的乐府诗，对五、七言诗的发展和成熟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阶段。从当时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民歌和刘向等将诗与赋合为一类的情况来看，诗歌实已成为仅次于辞赋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所以上自朝廷君臣，下至黎民百姓，都有诗歌创作：刘邦有《大风歌》，韦孟有《讽谏诗》，各地“有赵代秦楚之讴”。

除辞赋、歌诗之外，其他许多文学体裁在汉代也有很大的发展。汉代的文章概念如上所说比较宽广，其中所包括的各种文体形式，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文学的一般应用文章，但诗赋仍是最主要的形式。刘腮在《文心雕龙》中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文体论中，共论述了三十四种文体，而有些种类里还包含了很多的小类，如《杂文》中就有《对问》、《七》、《连珠》三小类。所以实际论到的有六、七十种之多。在刘斜所论到的这些文体中，大部分是在汉代发展成熟的。例如颂、赞虽可追溯到先秦，然而主要是在西汉定型的。《文心雕龙·颂赞》论颂云:“至于秦政刻文，爱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駧》《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又论赞云:“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柯》。及《史迁》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而汉以后的颂赞都是由此而沿续下去的。又比如《文心雕龙·杂文》篇中的《对问》体虽始自宋玉，实发达于汉代。“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其后，有扬雄之《解嘲》、班固之《答宾戏》、崔胭之《达旨》、张衡之《应间》、蔡邕之《释诲》等，皆是问答式的宋玉((对问》之发展。《七》是首先由枚乘创造的，他的《七发》.李善《文选》注说:“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从内容上说，《七发》是接近《七谏》的，从形式上说，也是一种对问体，可以说是对宋玉《对问》的一种发展，故刘勰将之与《对问》并列在《杂文》篇，置于《对问》之后。继《七发》之后，傅毅有《七激》，崔胭有《七依》，张衡有《七辨》，崔瑗有《七厉》，曹植有《七启》，王粲有《七释》，七体也是在汉代成熟的。连珠这种文体是扬雄首创的，据《文心雕龙》所云，汉代杜笃、贾逵、刘珍、潘勖等也皆有此体之作。但是杜、贾、刘之作已佚，《全后汉文》辑有杜、贾《连珠》各两句。魏晋以后如陆机等都有《连珠》之作，此种文体也成熟于汉代。

此外，还有许多文体虽其源在先秦，而其内容和形式实际都是在汉代才有了重大发展，并奠定基础的。比如铭是一种纪叙功德的文体，先秦已有，但最著名的是班固的《封燕然山铭》。汉代铭文大都用韵，也有少数不用韵的，有骚体、有四言体、有五言体，而后逐渐向四言有韵的方向发展。箴是一种讥刺过失、以示警戒的文体，源于先秦《虞篇》，战国时期“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篇 》》，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文心雕龙.铭箴》)现存二十一篇，其中五篇有残缺。于是为箴体发展立下规模，东汉崔胭又仿扬雄补作七篇，其子崔瑗又补作九篇，胡广补作三篇，箴体遂得到充分的发展。诔是一种在达官贵人死后纪叙功德、赞扬忠烈的文体，先秦已有，然其繁盛亦在两汉。比较著名的诔，如扬雄之《元后诔》，杜笃的《吴汉诔》，傅毅的《明帝诔》，苏顺、崔瑗的《和帝诔》等。特别是杜笃在写此诔时正在牢中，因为其“辞最高”(光武帝因大司马吴汉死，令诸儒为诔)，“帝美之，赐帛免刑。”(《后汉书.文苑传·杜笃传》)碑在先秦原是帝王封禅祭天竖石称碑，后世遂为刻石纪功。又，宗庙树木亦称碑，然而“事止丽牲，未勒勋绩”。像后代以碑文纪叙死者功德者，据张华《博物志》记载，西汉就有了，但“自后汉以来，碑喝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琶”。最著名的是他为杨赐写的《司空文烈侯杨公碑》、为郭泰写的《郭有道碑》、为陈宴写的《陈太丘碑文》等。哀辞是哀悼死者的，吊文原为慰问生者遭凶祸的，到汉代也发展为悼念死者之文，如贾谊的《吊屈原文》，而后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班彪、胡广等也都有这一类文章。其他的文体，如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等等，也都是在汉代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为后代此种文体的写作立下楷模的。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决不可能是从魏晋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能说在这多种文体繁荣发展的汉代，文学还没有独立和自觉吗?



四、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新特点表明文学已经独立和自觉

汉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先秦相比有很不同的状况，严格地说，先秦还没有自觉的专门的文学批评，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明确的文学观念，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等不同部门没有清晰的界限，对文学的看法是隐含在对总体文化的认识之中的。我们现在所讲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都是从他们有关整个思想文化的论述中分析出来的。孔子虽然对《诗经》有过不少论述，但由于《诗经》在当时非常特殊的地位，它远远超出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它不是作为审美的艺术品出现的，而是作为人们形象地学习礼仪、学习如何立身行事的百科全书来看待的，所以，孔子对《诗经》的批评，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而主要是一种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批评。简单地说，那时人们对《诗经》不是当作“诗”来看待，而是当作“经”来看待的。

但是，这种情况到汉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汉代的文学批评是围绕着《诗经》、《楚辞》、《汉赋》展开的，而且比较明显地具有自觉的文学批评之性质。战国后期的《楚辞》并不是以“经”的面貌出现的，而是以纯文学的面貌出现的，所以汉人对《楚辞》的评论也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评价的，故褒贬不一，并产生了争论。虽然刘安说它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点，王逸说“《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要把它抬高到“经”的地位，但这只是要给它以较高的评价，并没有改变它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性质。汉代辞赋是在《楚辞》基础上的发展，这是以“能文”为本所创作的词章之典范，毫无疑问应当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了。汉人对辞赋评价也是有争议的:扬雄后期对它的评价较低，认为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间题;班固对辞赋的评价则比较高，认为它充分体现了汉帝国繁荣兴旺的盛况，并且使“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但是，不管对汉赋的评价是高是低，这种批评属于自觉的文学批评是显而易见的。

汉代对《诗经》的批评也和先秦有所不同，虽然《诗经》还是处于“经”的地位，但从《毛诗大序》来看，所论主要是总结《诗经》的艺术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其艺术表现方法和社会教育作用，提出了诗歌既是“志之所之”的表现，又是“吟咏情性”的产物，“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风、雅、颂、赋、比、兴”的“六义”说，概括了《诗经》的类别和表现手法，强调了诗歌的美刺讽谏作用。这样，就把先秦那种对《诗经》的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批评转换为文学的、艺术的批评，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学观念的变化。诗歌批评方面的这种新发展，也是和汉代除《诗经》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诗歌作品有关的。汉代的乐府诗其性质实际上是和《诗经》一致的，也是为配乐而采集的民歌，然而它只能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如班固所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作，谁也不会将其当作“经”来看待的。这正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发展促进了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形成。

由于自觉的文学批评之形成和发展，所以汉代文学理论批评所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在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两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从文学的外部规律来说，无论在文学和时代、文学和现实、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毛诗大序》、司马迁到扬雄、班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文学的内部规律来说，汉代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阐述。例如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也就是心物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物感”说;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构思问题，司马相如提出了“赋心”说⑤;关于文学创作的表现方法，诗歌方面总结为“赋比兴”说，散文方面总结为“实录”方法;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则进一步突出了“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关于文学的批评鉴赏，提出了“诗无达诂”说。此外在文学的真实性、独创性、风格美以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体裁和语言等方面，也都有不少重要的论述。我们可以说魏晋以后文学理论批评中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汉代找到它的历史发展轨迹。汉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发展，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之交，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更加广阔天地，从而在文学创作主题上开始由表现社会政治内容发展到刻画个人内心世界，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出现了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都强调要充分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并大大加强了对文学的艺术形式之研究⑥，然而，这些和文学本身的独立和自觉是两回事。魏晋之际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这种变化，主要在于使文学由重视和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教育作用，向重视和强调文学作品艺术形式方面转化。所以，对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于何时必须重新加以探讨。

笔者上述看法还只是一些初步的思考，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注:①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第198页)。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曾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确是十分精当的口”(第7页)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一册说王充“之后一个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第147页)。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而且说“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第97页、第100页)类似说法在有关的论文中更比比皆是。

②《文心雕龙》中“人文”的含义比《典论·论文》、《文赋》中文的概念似要更宽广一些，它也包括了史传、诸子的词章写作。

③文笔之争的实质是为了区分汉代以来广义的“文章”中纯文学和非文学的文章之不同。参见拙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第七章第三节。

④参见拙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卷，第96页。

⑤此说见于《西京杂记》，其可靠性当然还需要研究，但目前也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它不可靠。

⑥关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文学思想的变迁，我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卷第六章第一节中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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