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2025.8.9 15:00
承办单位：上海鸿一美术馆
协办单位：上海迈勒士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主持：张晓凌
策展人：靳文艺、郦韩英、何龙生
前 言
2003年秋日的某个夜晚，我曾借“中国油画家工作室访问”项目之便利，造访戴士和先生的工作室。是夜，碧月澄照，星河遥叹，极宜于长谈。论题自然很多，从其学术经历到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二工作室的教学思想，从恐龙题材的创作到五花八门的当代艺术观念，无所不谈。谈及他所喜欢的风格时，戴士和坦言：“我始终钟情于简约、空灵，以简化繁的语言与意境，这种追求自幼年起便未曾改变。”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他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写意油画”。在戴士和那里，提出这个概念的理由似乎很坚硬：“删繁就简，方能直抵本质”。对这个颇为生疏的概念，我沉吟了一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写意油画”之概念，既是百余年来油画本土化、民族化内在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油画自立的不二法门。
依我的了解，戴士和不是一个弄潮者，对风云变幻的时流毫无兴趣。因而，“写意油画”概念虽有鼎故革新之意义，却也未能被包装成某种艺术宣言。当然，于今而言，“写意油画”已成大势，甚至被尊为主流。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创作院，研讨会也开了数场。个中好坏，暂且不表。细究起来，我以为，“写意油画”的初心大概有二：一是戴士和在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为作品所立定的语言风格与美学旨趣；二是作为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二工作室的教学宗旨——戴士和一直鼓励学生们将生活表象的物理结构纯化为语言的美学结构，通过写生训练捕捉对象的灵韵与气息。从这个角度给戴士和画个像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一位超越时流的油画守望者。倘若我们能细读他的作品，从中或许会发现，作为守望者，戴士和的性格是双重的——既是痴迷于写生的“行者”，亦是深居于书斋的“思者”。前者让他在大地的游历中，以画面存护下旅途的风景、人物，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凝视；后者则让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关于“写意油画”的理性思考。就“写意油画”概念的形成而言，似乎可以这样说，戴士和游历中对天地万物的感悟，最终凝聚成了“写意油画”的气血，而他在书斋中的思考则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性的骨架。
然而，要真正探究“写意油画”概念之根源，还要回溯到戴士和幼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底色。少年时期，八大山人冷峻的抽象笔墨、婉而多讽的语言风格，石涛的粗笔写意、转意象于虚圆之中的奥妙，即清晰地规约了戴士和的艺术取向。换言之，他艺术的第一口奶，便是高简、空明，雅尚玄远，不重质实。这一点，也多少印证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看法：人类及艺术都是童年记忆的产物。
在写意者迷离而超越的眼光中，题材的社会等级及意识形态属性显然被消解了，戴士和的油画艺术正是如此。他作品中的大师《齐白石肖像》《林风眠像》，在灵魂与存在层面上，与农民诗人、市民、少女，甚至与一处山景、一盘土豆、一扇窗并无二致——大师身上所弥漫出的人格光芒，在普通人物、景物之上同样熠熠生辉；而一株树、一盘土豆所具有的谦卑，也是大师的人格属性。这或许是写意性油画最为动人的地方——其题材具有天然的民主性。无意之中，戴士和作品印证了一个现代主义以来所奉行的真理：不在于画什么，而在于怎么画。
读戴士和的作品，忽而让我想到梵高。2017年，我在南法考察时，现场感知到梵高对平凡人物、事物和乡野的热爱。在这一点上，戴士和与梵高何其相似。他的《田间老农》与梵高的《播种者》之间，隐隐地回荡着超时空的精神共鸣：生命的坚韧，不可遏止地从脚下的土地及人物姿态的细节中发散出来，最终，化生为画面动人心魄的诗意。
关于“写意油画”的讨论，向来存在诸多争议。但论者多纠缠于形式层面，以至于“写意油画”已差不多成为一个浅薄的、被严重曲解的概念。在这个方面，能从方法论、本体论发表见解，并将其落实于创作实践层面上的艺术家，可谓寥寥，戴士和是其中的卓拔者。
简括地讲，戴士和“写意油画”理念的根基，便是以“心眼”来观照、认知世界，并以此结构画面。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心灵在与万物的优游中而得以安顿，正所谓“物化能忘我，天游不用心”。而画面形象的生成，虽得自于客观物象的本色，却最终取决于艺术家心灵的冥思与悟断。因而，就其实质而言，画面形象即为似是而非的意象——这一观念，可以被理解为戴士和“写意油画”的本体论与生产逻辑。
将上述思考落实于语言探索层面上，即形成戴士和画面“意象”发生的基本规约。所谓“意象”话语的发生，实际上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在这方面，戴士和所提供的原创性品质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他所要解决的，首先是这一话语体系构成的要件问题。比如，线条的书写性、形的高简结构、色彩的象征性与装饰性，如此等等；其次，是将写实的臃肿繁复的表象结构还原为平面化的意象结构；最终，上述要件会有机地、不着痕迹地统摄于似是而非的意象之中。这种画面结构看上去松散而随意，而实际上每个形、色的存在都紧紧地依赖于另一个存在，抽取出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能导致整体结构的坍塌。在戴士和作品面前，难以弄清的是，人们的痴迷是基于高简新意匠所带来的旷迥意境呢，还是来自于在画面终极处所领略到的中国美学意趣：冥求造化之玄理？
很显然，戴士和的“写意油画”话语是一个意义荡漾幽远的系统，其意义微而显，志而晦，让观者在体味其写意抒情性的同时，也让他们在意义的揣测中忍受智力上的煎熬。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醒，那就是“写意油画”是一种高级的绘画形态，非修养良好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而不能为，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说：“其近于物者，谓之写实，入于情者，谓之写意，惟艺之至者方能写意，未易言也。”遗憾的是，当下“写意油画”的画家多如过江之卿，个中缘由，不说也罢，唯扼腕长叹而已。
无论从油画本土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当代艺术创作的现状来估价，戴士和的“写意油画”观及实践体系都具多重意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戴士和将油画创作的路径移动至“写意”的方位时，一条以“高简”为表征的中国油画体系建构之路也由此开启；同时，作为意象性油画，其灵韵的光晕不仅是对AI时代机器绘画的轻蔑，也为人类绘画的未来提供了无可质疑的合法性。也许更重要的是，戴士和的“写意油画”以进入日常生活的姿态，让人们在恍然如梦般地感知中，领略到了“高简”之境的灿然与华贵。
（文/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202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