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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天飞 2012-08-14 11:42:27 来源:网络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徐悲鸿先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画集》、《悲鸿描集》、《悲鸿近作》等作品集，并推荐出版齐白石画集、左恩(初伦)画集、《八十七神仙卷》等作品。并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这些信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舒新城、吴廉铭等商议画集出版事宜，另外尚有推荐作者、书稿，叙说时事、游历、家庭状况，托办邮寄书籍、支取款项等事，内容极为丰富。
徐悲鸿先生以画著称于世，但书法作品尤为罕见。中华书局在百年局庆之际，将多年收藏的二百余通徐悲鸿书札结集出版。徐悲鸿先生书法早年学赵孟頫，后学北碑，体势雄强，不拘一格。这些信札集中体现了徐悲鸿艺术成熟时期的书法造诣，除书法艺术的价值外，这些信札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徐悲鸿先生一生投身于艺术事业，根据刘汝醴先生为徐悲鸿先生艺术生涯的划分，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1905(9岁，正式学画)-1927年(留学归国)，探索艺术的时期。
1928-1936年，振兴民族艺术的时期。
1937-1952年，把希望寄于人民，将艺术献给人民的时期。
中华书局所藏徐悲鸿书札，起于1930年，止于1952年，基本上与徐悲鸿成熟时期的艺术生涯相始终，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
一、书札中所见
徐悲鸿的作品出版情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徐悲鸿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描集》、《悲鸿画集》等画作，如1931年2月13日致舒新城：
集名《悲鸿画集》(所以别描集、绘集)，将有自题签作封面，共二十幅，兹又托曾先生带上四幅，请立饬人摄出带下，余六幅在影印中，不日寄奉。册直式，序文待寄，用石印。不必珂罗版，太贵也。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二人反复磋商画集的印刷、排版、销售情况，细到目录的排序，画幅的横直。徐悲鸿作为画家，对自己作品的印制要求极高，如对用纸的要求：
描集纸质亦劣，不识连史纸有更好者否。向例样张均极好，须饬工友细心工作，倘有破纸，或色太淡之页应剔去(常常发现，实属可恶)。
徐悲鸿除刊印自己的画集外，还致力于引进西方艺术。他编写《西洋美术史》，又介绍西方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到中国，如1930年12月17日，催促初伦(即左恩)画集及普吕动画集的印制。次年3月9日，又致信，详细磋商初伦集字体及用纸事宜。
徐悲鸿为美术教学计，编选《画范》，收录经典作品，并在《画范》序中提出了素描“新七法”，作为绘画创作、习作的基本法则。《画范》由中华书局出版。如1935年6月20日致舒新城说：“《画范》非俟心定不能编，但在下月必能奉缴不误。”
1937年5月，徐悲鸿赴香港举行画展，在某德国人处以一万元加七幅自己作品的价格，购得唐代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视此画若生命，即与舒新城联系，谋求将此画出版。如1939年9月20日致舒新城：
弟之八十七神仙卷此时尚在港汇丰银行内……定价至少港币四元或国币十元，宣纸精印，以夏布为布套，另印“仙乐队全部”横幅单片附入，俾可装框。
从此信中可见徐悲鸿对《八十七神仙卷》的重视，要求装帧豪华，印刷精美，并抽印附赠单片。
中华书局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印刷厂，1927年，中华书局承担了为国民政府印刷债券的业务，1931年，技术先进、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九江印刷厂建成投产，还拥有以沈逢吉为代表的一大批凹版雕刻技师。徐悲鸿对此也有关心，因与自己作品的印刷质量相关。如1931年12月23日徐悲鸿致舒新城：
尊处之凹版设备竣事否？成绩何若？乞示。
徐悲鸿先生致力于建议国家成立三馆：通儒馆、图书馆、美术馆，但没有人回应。又向法庚款委员会呈交《艺院建设计划》，主张陈列欧洲雕刻和绘画副本，为“吾人谋身心之陶养”，但是依然没有反响。退而求其次，打算选世界名作数百幅，编印一册《星空》，计划也无法实现。
这里的《星空》，当即《空青》。1930年4月2日徐悲鸿致舒新城信：
弟欲以四百种世界美术上之大奇杰作托贵局精印，取名《空青》(即世可无瞽目之意)，又以美术史贯串之。每图有释，并附作者小传，较之笼桶之美术史可为言之有物，内容如下：
绘画自十五世纪至于现在(约三百四五十幅皆在欧洲著名博物院中者)。
雕刻自埃及以来至于现在，约四十幅(以希腊为主体，在教皇宫、英大不列颠、法鲁勿尔等处所藏)。
建筑如希腊、Panthenon、戈帝克或教堂米郎、罗马等著名大教堂、巴黎歌剧院等约十余幅。
一年半内须印成，版税百分之十五。
此书多登广告，至少每一图书馆，每一中学校可购一部。
但此事随即搁浅，1930年4月18日徐悲鸿致舒新城信，提到《空青》事，即因版税未能商妥，一年半亦不能印出。此后屡有交涉，但终于不果，成为徐悲鸿的一大遗憾。
徐悲鸿与舒新城也就营销方法进行过商讨，如1931年3月3日关于签名售书：
《悲鸿绘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定在两元，精装者“尚须编号，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贵，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其价至少四元。如散原诗集大可如此做，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由贵局开风气，不亦可乎？”
这应该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国内尚不普及。以至于需要中华书局“开风气”。也可见在1930年代，我国现代出版的诸多要素已逐渐开始成熟。
二、书札中所见
徐悲鸿的交往
徐悲鸿交游广泛，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故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书稿、画作、文章。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即有齐白石、杨大金、蒋丹麟、杨度、周涤钦等人。
齐白石的成名，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徐悲鸿不仅在人前称赞齐白石，为其举办画展，亲自上门拜访，还把齐白石的画作推荐给中华书局，寻求出版。1931年前后，徐悲鸿致舒新城的信中，有十余通是为齐白石画集之事的。如：
1931年8月31日，向舒新城推荐齐白石。
1931年9月29日，催促齐白石画集印制。
1931年10月30日，盛赞：“白石翁为中国今日唯一之画家。湖南人，其画见重东西洋各国，深愿先生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
1931年11月28日，再次催促：“白石翁者，彼今年七十二矣，务恳兄赶催制就，弟事已亟，且愿让之。”
徐悲鸿前后催促安排，其详细周密，不啻对待自己的作品。书成之后，徐悲鸿亲自写序，称：“白石翁老矣，其道几矣，由正而变，茫无涯。何以知之？因其艺至广大，尽精微也。”齐白石终于成名，徐悲鸿和中华书局厥功至伟。
杨大金著有《中国实业通志》，系徐悲鸿介绍到中华书局。蒋丹麟系徐悲鸿内弟，英年早逝，临终有《天地间有数文字》一书，此书徐悲鸿认为，可以为中等学校以上之国文读本，惟不列为教科书，见于1930年7月19日徐悲鸿致舒新城信中。此外还有：
1930年11月13日，为周涤钦推荐文章至《教育界》。
1930年12月12日，为沈宜甲谋出版。
1931年1月26日，为何兆清推荐《伦理学》。
1931年3月3日，推荐傅延文著作。
1934年10月16日，推荐陈之佛著作。
1936年5月21日，推荐杨晋豪著作。
1936年7月14日，推荐高剑父、张大千作品。
此外，徐悲鸿的学生拟赴日本留学，徐悲鸿不惜以自己作品稿酬作为资助，一再催印画集，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徐悲鸿如此热衷于推荐别人的著作，和他的处世理念是密不可分的。1935年，刘汝醴到南京探望徐悲鸿。徐悲鸿说：“自莫斯科回国之后，没有连续三天能在家里安心作过画。”刘汝醴说：“何不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徐答：“与世隔绝起来，新艺术运动的担子交给谁？”徐悲鸿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教学、创作和社会活动。提携后进、交游才俊本来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官司，当时曾轰动画坛。二人因理念不同，发生分歧，至于在《申报》上发表公开启事，互相攻讦。1930年4月18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刘海粟亦有一册在尊处付印，如彼所印将先出版，则弟将以此部交中央大学刻入丛书，与尊处所约即须取消。”1932年9月5日致吴廉铭：“又见刘海粟等编之新派画，行见流毒社会。弟之《空青》七年不出，倘谥尊处之于美术为善不足，为恶有余，不能辩矣。”这些材料，对深入研究徐、刘二人之关系，不无补益。
三、书札中所见
徐悲鸿的情感纠葛
徐悲鸿一生感情波折，中华书局所藏大量书信中，涉及感情方面事情尤多。
徐悲鸿早年家里有一位妻子，因是包办婚姻，家里人强迫他举行了婚礼，并生了一个儿子，但不久妻子逝世，儿子也因出天花夭折。1917年，徐悲鸿与心仪他已久的蒋棠珍(即蒋碧微)私奔到日本，终于结为伴侣。
徐蒋二人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患难生活，渐渐有了隔阂。据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1930年12月14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太太入都矣，小诗一章寄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正与蒋碧微的回忆相印证，可见到此时徐悲鸿的复杂心情。
蒋碧微回忆：“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都在痛苦煎熬中度过，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什么话可谈，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1931年暑假，徐悲鸿突然在宴会上离家出走，乘火车前往上海。谢寿康赴上海寻找，徐悲鸿坚不回南京，最终答应到庐山牯岭陈散原处盘桓。经谢寿康斡旋，蒋碧微也携子来牯岭与徐相会：“八月底了，我接到谢先生的通知，说是经过大家商量的结果，嘱我带孩子上牯岭玩几天。”
此次出走事件，徐悲鸿似已有预谋，1931年6月26日致舒新城：“弟拟于下月初六七来沪，约有五六日勾留，拟携重要之大照片百余幅。”同年8月31日又致舒新城：“弟居庐山一月，碧微悔祸，携儿而往，因暂返宁，事犹不知如何。”
在与蒋碧微感情逐渐冷淡的同时，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感情日渐深厚。自1931年开始，徐悲鸿即推荐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印制画作。1932年2月16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请先生将当日印出孙多慈女士单页选十张寄北平安福胡同甲79号。”1935年4月8日，徐悲鸿嘱孙多慈携画稿赴中华书局，请舒新城为孙集作序，并致信舒新城称：
前承兄为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兹嘱其携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无经验，惟祈足下代办安善。
五日后，又致信详细安排孙多慈出版画集事宜，为早出书以慰孙多慈，语气恳切急迫，称孙多慈“孩子心理，欲早观厥成……特请弟转恳早日付印，愈速愈妙，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又看弟面，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莲花，其光芒应被全世界。”此后6月20日、6月26日、7月8日屡屡催印，至于要求“他日慈集出版时，各分馆内须广为宣传”，自是真情流露之文。蒋碧微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1935年7月13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要求“请速将慈集两册送至亚尔倍路中法工专褚民谊先生收。拜祷。此事若不成，弟精神将生重大变化，可叹可叹”。1935年8月8日，徐又致函舒：“弟在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愿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此时彼困守安庆，心戚戚也。”
最终孙多慈未能成行，回了安庆老家，从1937年到1939年，徐悲鸿致舒新城的信中还屡屡提到，但1939年以后，徐悲鸿与孙多慈断了联系，在所有信札中，孙多慈的身影就如同天际黄鹤，渺不可寻了。
四、书札中所见
中华书局与作者的关系
中华书局一向注重尊重作者，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徐悲鸿书札屡有体现。
《晋祠碑》是书法史上著名碑刻，唐太宗李世民书，存山西太原晋祠。徐悲鸿欲一观而不得，便想到了中华书局遍及全国的分局网点，193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舒新城，要求中华书局太原分局派人为他拓碑，而且注明，“须觅良工精拓，用好纸，不要省钱。”舒新城均遵嘱办理，徐悲鸿在国外，需要用马毛制画笔、书籍等，舒新城也为其邮寄。
1931年9月14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称：“寄上宝物一包，请以一二金得一人连出，须小心工作，粘在一硬币上，兄存而玩之，绝对勿语人以何物，不然即负弟之盛意(因说出便无味，且不妙，至要)。”
这件“宝物”到底为何物，今天已经很难知晓了。但1939年10月16日徐悲鸿仿苏轼双声诗，仍保存在致舒新城的信中：
遗韵忆犹豫，音容隐易颜。莺莺缘已矣，抑郁又奚言。
此时徐悲鸿与孙多慈天各一方，重逢已无可能，这首诗实际寄托着徐悲鸿深深的叹喟。
由于舒新城和徐悲鸿的良好关系。舒新城的《美的西湖》、《美术照相习作集》等摄影集，即请徐悲鸿作序。徐悲鸿托篆刻家、音乐家杨仲子为舒新城刻了一方“新城捉得”印(见1931年6月24日函)。出现情感问题时，舒新城还是徐悲鸿的倾诉对象。
中华书局体谅作者的难处，解决作者的困难，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例如四川作家李劫人在计划写《死水微澜》时，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但他是个“出手阔绰的主儿，不可一日无钱，常是一部小说未完，先得预支数百元的稿酬，且因从银行汇兑要打折扣，特意让汇到中华书局的成都分局，以现金支付，免得在银行提款被打了折扣”。对这样烦琐的事，舒新城从不回绝，总是及时加以批示，让相关人员办理。几乎可以说，没有舒新城的支持，中国文坛怕难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样的杰作，至少不会那样顺利地在短时期内完成。
向达曾因稿件未交付且再次提前预支稿费，遭到舒新城的拒绝，但后来向达在信中提及朋友写作需要参考书时，舒新城仍然热心帮忙。徐悲鸿也与此相同，在信札中可以看出，他经常是走到哪里，就要中华书局将稿费支付到哪里，而舒新城从不拒绝。甚至徐悲鸿要求将稿费提取部分，送与岳丈、岳母，舒新城一样照办。
徐悲鸿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稿件。舒新城虽然尊重作者，但并非徐悲鸿所有的推荐，都碍于情面毫无拒绝。1931年1月13日、17日，徐悲鸿两次致信舒新城，推荐一部青年翻译家侯某的书稿。信中徐悲鸿再三强调，此人“不识中西文化沟通以来，有一人足以方驾之否”，甚至说：“若侯君且遭摒弃，弟当盱衡四顾，诚欲问兄将从何而得如许人才也？”但舒新城仍然认为不合要求，坚决退稿，最终也获得了徐悲鸿的理解。
(本文原有注释，发表时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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