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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尽散名迹留芳:那些民国时期的收藏家

        作者: 黄辉2014-02-23 13:44:17 来源:中国文化报

          (1/2)隋 展子虔 《游春图》 唐人摹本 绢本设色 43×80.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2)唐 《千字文》 (局部) 绢本墨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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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因时代不同、财力各异,收藏环境不同,使得收藏家的收藏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在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时期,就涌现出大批收藏家,使得今人依旧仰慕。在惊叹他们收藏之宏富、鉴藏之精准的同时,今天的收藏家也会得到一定的启示。


          □□ 本报记者 黄辉


          战火中的民国收藏风气盛行,造就了大批名声大噪的收藏家,他们收藏的逸闻趣事流传至今,他们因爱而藏,为藏而专,不仅保存下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源,还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他们手中发扬光大。


          因好而藏 民国藏家众生相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繁,国家收藏力不从心,大量国宝流落民间,因而掀起一股民间收藏热,也涌现了诸多著名收藏家。


          在这些收藏家中,既有专注于文史研究的专家,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员,还有金石书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比如,庞元济、张伯驹、张学良、吴湖帆、王己千、徐悲鸿、张大千、张珩等。


          而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珩、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藏富、品类精、影响大,被誉为“20世纪字画收藏六大家”。庞元济为“六大家”之首,其收藏的古代书画数以千计,王己千称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在收藏界,与张伯驹并称为“北张南庞”。庞元济编著的《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就是从其藏品中选出历代精品634幅加以著录。


          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不仅收藏数量庞大,在遇到古代艺术精品时,更是不惜代价。收藏家张伯驹不惜重金,其藏品多是国宝级别,且是中国现存较为古老的绘画和书法。张伯驹从30岁涉入收藏界,出手就是顶尖级藏品。他曾以当时6000大洋购得北宋范仲淹《道服赞》、6000大洋购得杜牧《张好好诗》。张伯驹还因抵押家中房产,以7000大洋购得展子虔《游春图》一事,得别号“游春主人”。


          张大千更是凭借其敏锐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大肆收购历代名迹,他曾花数百两黄金收购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还曾用500两黄金加20幅明代字画换购董源的力作《江堤晚景图》。


          民国藏家不仅收藏规模不凡,种类丰富,还尤其注重藏品的系统性和收藏脉络。张葱玉出生名门,自祖父起,一门三代皆是鉴赏收藏巨眼。他一度专收唐宋元名迹,明清两代的作品基本不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收藏就与张大千、吴湖帆不相上下。1947年著名学者郑振铎曾为他编过一本《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其中记载了不少稀世珍品,如唐周昉的《戏婴图》、唐颜真卿的《竹山堂联句诗册》、宋易元吉的《獐猿图卷》等。


          因藏而专 民国藏家的收藏观


          收藏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鉴藏知识,明艺理、通辨识,对中国艺术史了如指掌,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


          在诸多民国收藏家中,很多都具有传统文人的素养,擅长填词、唱戏、书画,且对收藏的艺术品类颇有研究。在书画收藏家中,吴湖帆、张大千集画家、鉴藏家于一身,自然能收藏到难得一见的艺术精品。吴湖帆祖父是清朝的显宦、金石大家吴大徵,家中收藏极其丰富。吴湖帆的鉴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时,著名鉴定家王季迁、徐邦达皆为其入室弟子。吴湖帆日夜浸淫于古代书画中,饱览了上至宋元、下迄明清的无数名家书画真迹。其藏品著名的有唐怀素草书《千字文》、宋高宗赵构的《千字文》、宋刘松年的《商山四皓图》和元赵子昂的《枯木竹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和《浮峦暖翠图》等唐宋元名迹,至于明清及近代字画更是举不胜举。


          张伯驹的书法独具特色,更是创造了独具风貌的“鸟羽体”;张葱玉亦写得一手好字;庞元济一生所作的书法、山水、花卉作品颇多,书法端庄秀逸,花卉设色艳丽,山水笔力雄浑厚实。庞元济对其搜集到的书画研究深入,他曾言:“孜孜潜心考索,稍有疑惑,宁谨慎勿烂,往往数百幅中不过二三幅。”王己千不仅在鉴定书画真伪及其年代上有过人的眼力,其对艺术的欣赏品位也为人称颂。他收藏了许多毫无款识的宋、元代书画,以画论画,而不是盲目地追逐大名头。因此,许多书画收藏家都以其学识为基础,以其眼光为标准。


          古玩杂项收藏家赵汝珍平生嗜好古玩,致力考古,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1939年,赵汝珍出资数千万元在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古玩店,凭借其读书人身份及历史文化素养,将古玩收藏上升到社会历史文化的高度。赵汝珍于1942年出版的《古玩指南》系民国年间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玩知识和传授古玩文化的著名典籍,至今仍是古玩行内较有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古陶瓷收藏家仇炎之在民国年间收藏了大量的宋代及明清官窑瓷器,尤其是他规模化收集了宋五大名窑珍品及明清官窑彩瓷,其瓷器收藏规模、藏品收藏经济价值是同代及后代藏家难以企及的,成为民国时期瓷器收藏的价值标杆。


          时代符号 留存古迹照后人


          民国时期的这些收藏家不仅留下一个时代的收藏符号,更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收藏家对收藏的嗜好成癖,视藏品为生命,但又能举重若轻。在收藏上不惜重金,甚至穷其所有。张伯驹为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卖掉了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莲英旧宅)。张大千曾分别花15根金条、500两黄金加20张明画换来3幅五代南唐名迹。张葱玉则把自己的感情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从费屹明手中购得欧阳修《灼艾帖》,钤印4枚,其中一枚的印文为“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即将收藏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张大千的两方藏印“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和“别时容易”,则反映了其矛盾的心情:既不希望和藏品别离,但又不得不别离。藏家把收藏视为平生之乐事与责任,并没有以投资为目的。在他们看来,收藏是享受的过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观看、鉴赏、切磋,判断真伪,交流作品的背景、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其收藏文化追求代表了当年收藏家们较高的收藏境界,如张伯驹将在民国年间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先后捐赠或原价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使得这两件文物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庞元济的收藏主要进入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


          这些民国收藏家的大手笔收购,以其及独到的鉴赏眼光使当今的收藏家们望尘莫及,这些名作已成为无价国宝。无论是作为收藏家个人道义品格、人文素养,还是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历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倾心收藏,用心研究,更为社会和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藏家,至今仍得到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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