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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风眠不肯赠画给方攸敏

        作者:新民周刊 2014-03-27 10:20:18 来源:网络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收藏家的故事往往被染上绚丽的传奇色彩,这种色彩的元素由眼力、机遇和冒险精神构成。但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中,还需要绵绵人脉。或者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而你正当要将青袍当作知己呢,想不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在莺歌燕舞、百花吐蕊的太平盛世,文化名人家中藏几张同样是文化名人馈赠的字画,算不上一件稀罕事,这在中国也算是一个优良传统,相当于古人的诗文酬唱。但在今天,名人家中的名人字画,往往是兄弟阋墙的根源。名人后代的收藏可能又精彩又丰硕,名人后代凭借祖荫跻身收藏界的也不在少数,但这样的收藏家一般不会引起人们足够的敬意。


          画家方攸敏所珍视的一批名人字画,得之机缘,藏之平治,它们见证了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一个富有天赋的“文青”与前辈大师们毫无功利计算的真情厚谊。


          转益多师成“花王”


          在上海书画界,方攸敏被誉为“花王”。他颔下那圈美髯,在风中微拂,远远一望,绝对道骨仙风。更潇洒的是在公众场合“命题作文”,只见他略作沉思,鹘然落笔,如有神助,须臾,四尺夹宣上水气氤氲,花枝春满。


          方攸敏祖籍四川绵阳,但他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198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1985年就读于上海中国画院国画进修班,现为职业画家。


          说起童年、少年的生活及学艺印象,方攸敏相当感慨。上世纪40年代,他父亲在一家银行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有了闲钱,就喜爱上了收藏字画等雅物,经年累月,也营造起书香门庭的浓浓雅意,这使总角之年的方攸敏从小便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浸染。长及桌子一般高时,他就拿了毛笔东涂西抹。他父亲见了非但没有责备,反而很高兴,有意识地引导他研墨临池,专习颜柳褚王等名家法帖。转益多师的经历,使方攸敏的书法别有一种韵味,清新脱俗,奇崛古拙,耐人寻味。


          建国后,方攸敏的父亲当然难逃历次运动的冲击,从此家道中落,生活每况愈下。他母亲为了维持日常度用,不得不进入里弄生产组谋生。“那一段时间非常清苦,常常开不出伙仓了,母亲就叫我陪她出门,挟一只包袱,到当铺换点钱来买米。送进当铺的,有时是文房用品,比如象牙图章、连红木盖的端砚,还有折扇什么的。那时候我还不满十岁吧。”他对记者回忆道。


          但即使在这样的清苦中,他也没有荒废临池习字。后来,为了减轻母亲负担,他早早地踏上社会,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进入虹口公园当了一名花匠。后来领导发现他的字写得好,就安排他搞宣传工作,还破例给了他两间画室。这样一来,方攸敏莳花弄草之余,就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避人耳目,泼墨敷彩。


          十年动乱狂飙突起,方攸敏自知投错了胎,也不敢像阿Q那样投身革命,乐得逍遥自在。在形势有所缓解的情况下,他还与公园职工一起办了好几届花卉展,在肃杀一片的社会大气候中苦心经营出一片片暖意。也因为有了花卉这个题目,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画家们也抽身子出门走走,一走就走进虹口公园。闻香赏花、画花留芳,也许是书画家终身难抑的天性吧。


          于是,方攸敏利用天时地利,向画家们提供几盆花卉,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由是结识了刘海粟、关良、林风眠、朱屺瞻、谢稚柳、程十发、唐云等书画家。“陈从周经常来看我,在我的画室里一坐就是半天。老先生那时候寂寞啊,他跟我讲古建筑原理和美学价值,他连古建筑的结构也很精通,斗拱怎么回事,牛腿起什么作用,都跟我讲解,彼此很尽兴。有时他就在我们食堂里吃饭,有时执意回家,出了公园门顺便在米店买一把切面,回家煮一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日子过得很清苦。”方攸敏说。


          程十发送他“全家福”


          有一次唐云对方攸敏说,小方,你画花卉,应该买一支“大兰竹”。但那时方攸敏的工资也就几十元,拿来的工资悉数上缴,贤内助下拨的零用钱也就几个小钱,额外开支得专项申请。于是他跟妻子磨了半天,才申领到买一支笔的钱——其实也就区区一元几角而已。“大兰竹”在手,画起花卉果然生机盎然。


          后来他拜访程十发,看到发老的日子也不好过。“发老常常差我到朵云轩买宣纸,十张——这是他特别关照的。不像现在,随便哪个书画家,总是一刀(100张)起买。”方攸敏对记者说:“有时我在朋友家里发现旧纸,就讨几张给发老,他居然像孩子一样高兴。有一次我从家里整理出十几张旧的泥金纸,带给发老鉴赏,他顿时眼睛发亮。我们订了一个君子协议,十张纸由他画十幅画,其中三张归我。发老很快就画好了,但属于我的这三张画,后来被我送掉两张,只剩最后一张挂在家里。你看,当时他画得多么洒脱啊。”


          在方攸敏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幅泥金花卉——那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视角相当独特,画得也洒脱。


          还有一次,方攸敏从家里找出两条老旧的珊瑚笺,拿到程府请他写一副对联。发老一看,赞不绝口。“写对联一句话,只不过我有一个小小要求:从旁边裁一条下来给我,我要写签条。”所谓签条,就是贴在轴头或册页上的标签。书画家都十分看重这一叶签条的品位,用历久弥新、色泽鲜艳的旧纸当然更佳。


          在那个人情霜寒的年代,方攸敏与程十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连程家一些家事也邀他参与,因为他忠心耿耿,从不玩虚的。有一次,程十发想利用阳台搭一间小房子,希望再塞一张小床,方攸敏就从公园里叫来几个工人帮忙,违章建筑搭得很有水平。每逢年节,他还会拿些花卉盆景去美化程家小屋,给画家些许安慰。


          还有一次在程十发家里,方攸敏见到了一位外表落拓而气宇轩昂的客人,“那不是电影演员赵丹吗?”于是马上缠着赵丹聊电影。方攸敏说自己最喜欢看赵丹与周璇主演的《十字街头》,忆及他与周璇的一场对手戏,眼神如何真切,动作如何巧妙,把赵丹夸得如同吃了仙丹,眉开眼笑。程十发在一旁说:“别看小方在公园里工作,画画写字也是一把好手呢。”赵丹眼睛一亮:“是吧?以前只听说有画花的人养花,还不知道养花的人画花呢。哪天你到我家里来,我画画给你。你别不信啊,我读过上海艺专,科班出身噢。”


          几天后方攸敏拜访赵丹,赵丹说:“你要画什么尽管开口,现在不让我拍电影,但关起门来画画总可以吧。”赵丹当场泼墨挥毫,画了一幅非常鲜艳泼辣的花卉。“你老实讲我画得好看吗?告诉你,我赵丹还是有两下子的!”


          “文革”后期的一个春节,方攸敏照例去程府拜贺新岁,那天阳光明媚,程十发神采奕奕,桌上、窗台上的水仙开得正好,几个子女也在,迎春时节,至少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程十发郑重其事地对方攸敏说:今天我们全家人为你画一幅画。


          发老“一声令下”,程师母开笔画了一朵牡丹,发老的儿子和女儿也添了花草、山石、葫芦等,最后是发老题款:“新年大吉大利”。“那真是全家福啊!”方攸敏捧了湿滋滋的画回家,这个年过得真是快活极了。现在这幅“全家福”被他压在箱底,连前去采访的我也看不到。


          在程十发指授下,方攸敏的技艺日益精进。有一次发老还在方的画作上题了一行字:“攸敏佳制,有胜青藤白阳。”那可是了不得的褒奖啊,方攸敏那天像喝了蜜糖一样。


          一次会议错失两只瓷盘


          十年动乱中,上海画院的老画家们不是关牛棚就是去干校,画笔是不能拿了。直到70年代头几年,他们才有机会外出透透空气——也就是画点东西吧。有一次,方攸敏为了让中国画院的画家们“活络一下”,就组织他们去龙华苗圃写生。苗圃的负责人是造反派,态度蛮横地要求画家先劳动半天,才能写生半天。这些画家都七老八十了,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面对大自然的机会,难道还要叫他们去拔草松土施肥?方攸敏是秀才碰到兵,没办法,只得叫来单位里的一个造反派成员帮他说情。阶级兄弟一句话,外加两根“大前门”,这才放了画家们一马。也就是这次活动中,方攸敏结识了张充仁、陆俨少、林风眠等大师。


          陆俨少留了地址请方攸敏去他的复兴中路寓所“玩玩”。不久方攸敏拜访陆府,那是在一幢石库房子里的很逼仄的居室,择菜、吃饭、画画都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八仙桌,头上的一盏灯也是八瓦的节能灯,光线暗淡,还不停闪烁。聊了一会,方攸敏就请求观摹陆俨少画山水,大师呵呵一笑:行啊。只见陆俨少用一支小羊毫蘸了一点墨,游走在山水之间,慢慢地、却又肯定地顺势走笔,让画面有了变幻多端的形势,有了灵性与气势。


          方攸敏说:“陆先生,我听到了哗哗剥剥的声声,你的笔好像在放电。”陆俨少快慰地笑了,在那个年代里,他已经很少听到高山流水之叹了。


          “文革”结束后,陆俨少的作品复为时人所识,向他讨画的人也多了。有一次陆问方攸敏:“你为何不向我讨画?”方攸敏说,“我能看你画画就相当满足了”。不久,陆俨少就画了很大的一张《黄山烟云》给他,此后还送了好几张画和书法给他。几年后,方攸敏的儿子去日本留学,盘缠凑不齐,无奈之下转让了一张,得1000元救急,至今后悔不迭。


          林风眠在建国后一直背运,1963年,在大气候稍有缓和时,中国美协在中央美院展览馆举办过一次《林风眠绘画展览》,在美术圈获得很高评价。但不久,《美术》杂志根据上面的意见刊发了一组批判文章,杀伤力最强的就是蔡若虹以笔名写的《为什么陶醉》,一棍子将林风眠敲得晕头转向。接下来“文革”,林风眠慑于“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形势,将千余张精心之作浸泡在浴缸里,泡烂后再由抽水马桶冲走。经历一番摧残后,林风眠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但与方攸敏交往一段时日后觉得诚实可信,便邀请他去自己家里“走动走动”。


          林风眠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才25岁便出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1928年又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并任校长。建国后不久被迫辞去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之职,迁居上海南昌路的一幢法国式的二层楼房里。过了几年,法籍妻子不能忍受这种不死不活的环境,携爱女离去,对林风眠打击极大。从此孑然一身的大师,天天闭门作画,生活清苦。然而正是他耐得住这般冷落与寂寞,造就了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


          方攸敏见到他时,林风眠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但心中余悸未消,说话时声音也卡在喉咙口。“林风眠在法国得到过毕加索送他的一幅画,藏在镜框后面,抄家后他发现没了,不知给哪个识货的红卫兵卷走了。”方攸敏说。


          方攸敏憋了半天向林风眠求一张画,林风眠吓得连忙摇手:“我不能给你,公安局的同志说了,一张也不能给别人,如果要给,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并登记。”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林风眠才给方攸敏画了几幅作品。“我很喜欢他画的鹭鸶,别有一种苍凉的意味。”方攸敏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林风眠要移居香港了,临行前对方攸敏说:“明天你来,我为你留了两只瓷盘。”第二天恰逢单位开会,方攸敏请不出假,等下班后赶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1991年夏天,林风眠在南国溘然去世的消息传来,方攸敏翻出大师送他的作品,轻抚观摩,潸然泪下,画面中的那只鹭鸶孤独而高傲,仿佛已随风而去了。


          方攸敏与大师的故事还很多,比如张充仁穷困时只能在家里打地铺睡觉,却很欣赏他的画,还向方攸敏讨过一两张,给了他极大鼓励。方攸敏带了两瓶黄酒去拜访唐云,唐云喝得高兴,随手赠送他一幅画。方攸敏为曹简楼办个人画展,忙里忙外,面面俱到,曹简楼非常满意,等画展结束后将画作都留下来,方攸敏由此得到60幅精品力作,但后来都分送友朋了。


          “那个时候,画家送画是很平常的人情往来。今天艺术品的价格上升了几十甚至几百倍,一般书画家轻易不送人了,但我还是很怀念那个岁月里的情谊。字画有价,情谊无价。”方攸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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