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双年展访谈刘曦林

记者：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西方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刘曦林:任何一个双年展的主办方或策展人，都会以共性的需求吸引和联合所有的参展方，又都持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艺术观念，都有着自身的如何实现双年展与文化建设良性互动的战略目的，而处于主动选择的位置。北京双年展“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的主题，以“创新”作为“当今世界各国艺术家所共同关心的课题”，但对“创新”，对“当代性”与“地域性”有自己的解释。
　　关于“当代性”，北京双年展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认为，“当代艺术应该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应该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体现当今人类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这无疑是我们对当代性的内涵的要求。它因此将拒绝违背世界和平与发展，背离真、善、美的作品，将把宣扬战争、暴力与恐怖，宣扬假、恶、丑的作品拒之门外。它也因此以“时代精神”区别于以时髦、前卫为当代性惟一标准的当代艺术观。目前已有的各个双年展，大都以肯定、推介当代艺术为主导，大都考虑如何持续地具有震撼性和轰动效应，但是否含有“和平与发展”及“真、善、美”的要求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地域性”，《章程》是将之与“民族特色”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地域特色就没有艺术的多样化，就会导致文化的单一化。”这体现了中国美术界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民族化共生的战略性思考。
　　
　　我没有现场看过国外的双年展，也不清楚中国已有的双年展在多大程度上袭用了国外双年展的旧语，又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自立，亦难以判断中国既往参加国际双年展的美术家是否完全屈从于他人价值标准的选择。但我以为，当我们做了主人，获得了主动举办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机会，我们便获得了以中国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来选择世界当代艺术的权力。“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的主题也是北京双年展的纲领，如果我们接近完整地实现这个目标，就不会是“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就会以中国特色、东方特色，以我们倡导的价值取向区别于任何其他双年展。
　　
　　本刊记者：西方流行的双年展，届届都标榜“创新”，这次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也是“创新”，请问，我们提倡的创新与西方流行的双年展所主张的“创新”有什么区别？
　　
　　刘曦林:虽然世界已经都有创新的渴望，但创新的标准和思路是不同的。我们有自己的创新观，即《章程》所言：“兼容当代性与地域性的创新，既富有时代气息，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这样两个明确的理论要点。它包括了艺术内涵和形式，也包含了正确地把握艺术的变革性与继承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章程》在提倡：“适应时代审美观念的拓宽与变化要求”的同时，“提倡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反传统”的创新观点是不同的。我把艺术的演化视为以创造为主导、以继承为基础的推陈出新，它与所谓“原创”有本质的区别。任何创新不以本民族传统为基础，也会以他民族传统为基础，任何材质的“原创”也不可能割断与其他材质的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联系。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是文化艺术的规律，在民族传统基础上创新是保持艺术的民族特性所必要，是保持世界艺术格局的多元共存所必要。我喜爱油画，就像喜爱贝多芬，但油画不能取代中国画，交响乐不能取代民乐。反之亦然。圣保罗双年展被视为当代艺术国际化的象征，北京双年展欲树立当代艺术民族化的形象，这个观点也是非常明确的。地球在信息时代日益变小的今天，当代艺术的国际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当代艺术的民族多样化可能是更理想的格局。因此，我更注重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当代艺术。我反对艺术克隆，当代艺术更是个性化的艺术，但任何个性都将带有母土的遗传基因而因之强化其在世界艺林中的个性。
　　
　　记者：东西方美术在艺术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世人共知的不争事实。西方的双年展很容易操作，按照—个或几个策展人的特定“前卫理念”来选择作品，符合他们标准的就要，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就不要，因此，他门的双年展在总体面貌上是基本统—的，是明确的西方价值取向。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的工作任务恐怕要比他门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我们将用什么标准来协调、营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
　　
　　刘曦林:东西方艺术、世界各民族、各地域艺术价值取向的差异是客观存在。既然双年展将之置于一个平台，就有共性和个性。创新、时代精神将之联系为一个整体氛围，民族性、地域性差异又将之并置为一个多彩的世界。
　　
　　主办者是主动选择，参与者是被动选择，但又是一种相互选择，双向选择。当然，选择又包含着尊重。或者说，我们主要在是否“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体现当今人类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方面有所选择，而在“关注世界各国艺术创新的地域性与民族特色”方面予以尊重。实际上，我们选择了西方，西方也选择了我们；我们尊重了西方，西方也尊重了我们。
　　
　　这次双年展，国外作者并不限于1940年以后出生，并不限于近年的新作，有点历时性展示，正如欧美方面的策展人桑福所言，让中国观众了解西方各个流派艺术发展的过程（《北京双年展简报》4）。这种兼顾当代艺术史性质的汇聚与完全推出当代最新艺术作品的做法是有差异的，这可能更有助于中国观众拓宽视野，全面了解西方当代艺术，有助于中国艺术家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和其他地域的当代艺术。当世界接受了我们的章程时，实际上也有助于世界各国艺术家不仅注重媒材与形式的创新，同时亦重视先进的、健康的、前进的时代精神的高扬。
　　
　　记者：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正式宣传册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美术不可甘居边缘，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在这次北京双年展中，我们将如何具体地体现这种先进的“代表性”?
　　
　　刘曦林: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理解主要是精神指向，在双年展主要体现为“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体现当今人类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关注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倡真、善、美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美术家的理想，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善良的、正直的艺术家的愿望。创新是共同的目标，创新包含着艺术精神和艺术形式两个水乳交融的侧面，但对“创新”、“先进”、“前进方向”这些概念的理解会是不同的，西方可能认为从写实到抽象，从传统到现代到后现代是先进的；我们认为可能不仅如此，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绘画与雕塑仍然具有变革、前进的潜力，西方有些艺术家也持有这一观点，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以架上写实绘画为主调就是证明。首届北京双年展将在精神指向的先进性和传统绘画、雕塑的当代性变革这个角度使其具有代表性，以后会坚持这种代表性，并会相继在装置、多媒体等艺术形式如何体现先进、健康的时代精神方面有所扩展。
　　
　　记者：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一名策划委员，你最希望这次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什么样的最好评价?

刘曦林:古人说：“日起于东”，“东，动也”。北京双年展启动于中国，启动于东方，应该为中国艺术、世界艺术呈现出一缕曙光。期望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中国人搭建的第一个与世界艺术平等交流的平台，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不仅为中国21世纪的艺术展现出前景，也为世界健康的、前进的、真善美的艺术发出能动的影响力。“日起于东”，珍惜这新一轮的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