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河湾美术馆和小洲艺术区联合主办的“独立的品格-2013’潜质艺术家年度提名展”面向全国征稿以来，因其独树一帜的策展理念受到艺术届的广泛关注。为此，我采访了该展览的策展人，大河湾美术馆馆长禹至先生。以下是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的访谈记录：
一
记者：禹至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禹至：您客气了，当说谢的应该是我。谢谢您，以及您所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网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记者：那咱就都别客气，直奔主题？
禹至：好！开始吧。
记者：从本届“提名展”的征稿函上看到，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弘扬自由精神，展示独立品格”，想请您谈谈这一主题的成因，以及它的核心内涵。
禹至：果然直奔主题（笑）。
记者：那是，说话得算数（笑）。
禹至：自由精神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小到个人，大到全人类，甚至整个大自然，无所不含。但有时它又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比如对艺术而言，自由精神就集中体现在挣脱陈规和教条的约束上，体现在独立思考和积极创造上。如果再把范围缩小到架上绘画，并且换一个角度来看自由精神，不是看它如何体现，而是看它遭遇了哪些障碍，就会从心底发出这样感叹：自由精神是当呼唤了。
概括地说，如今从事架上绘画的中国艺术家，大多行走在这样两条路上：第一条是在对传统的传承中寻求发展和创新；第二条则是在对传统的反叛中追求视觉感受和意识观念的差异性。两者都在高举自由这面大旗，因为大家都有类似自由是艺术的生命和灵魂这样的共识。但遗憾的是，我依然看不到自由精神真正得以弘扬。
架上绘画再无新径可辟，即使有也仅此天才可为。这早已是第一条路上簇拥者的普遍心理状态。但是否想过，或许这条路上缺的并不是天才，而是对自由的精神内涵的真正理解？尊重传统，向传统学习本无可厚非，而且是必须的。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经典，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范式让人膜拜和传承，它一定在它产生的时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中也一定会有我们所需要的养分。但膜拜、传承未必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它无助于自由精神。从对传统的传承中接受的哲学视野、意识观念、技术技法乃至审美体系，就像我们在学习语文时接受的字、词、句、语法以及标点符号一样，其实就是一种规范，在这种规范之下造句，还可能有创造性可言吗？
记者：别人说“海阔凭鱼跃”，我可以说“天空任鸟飞”呀。这不是创造？
禹至：这是一个误区。被规范了的语言即使有差异也只是表述的对象、情感、环境、情绪等表面诉求上的差异，本质上仍是同一种规范下的语言模式，这种差异性和语言的创造性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有这样的误区，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从事架上绘画的艺术家，也常把流于形式的一些视觉差异当成创造性来看待了。他们不愿承认传统规范对自由精神的制约，更不愿抛弃这种规范。
记者：嗯，有启发。第二条路呢？
禹至：第二条路其实也并不新鲜。
记者：能否谈得具体些？
禹至：诚然，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类的理性在认知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人类思维的主导，为人类的思想从愚昧中解放出来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以至对宗教、专制、暴政、封建、禁欲等各种愚昧的思想体系的质疑和反叛，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影响到艺术的发展。于是从那时起，架上绘画也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一次次反叛中诞生了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义和流派，成就了一个个辉煌，直至当代。反叛是理性引发的质疑的结果，是对陈腐、愚昧、陈规、教条的抗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自由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但是，从广义的自由精神的角度看，反叛与自由却又是相悖的。
记者：此话怎讲？
禹至：我想可以借用人类改造自然的例子来解释。人类改造自然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自由，但在人类获得这种自由的同时，大自然却在蒙受浩劫，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自由。而艺术发展过程中这种无休止的反叛，甚至颠覆，也是为了艺术的自由，从初衷到结果都与人类改造自然如出一辙。如今，当人类意识到自然生态的重要性和人类改造自然的危害性时，反思中正极力还大自然以自由，并寻找一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由之道。那么，艺术是否也该反思了？我想，至少应该反省，这周而复始的反叛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陈规和教条吗？
其实，一个划时代的艺术主张和派系的诞生，绝不仅仅依靠反叛的力量。人类对自然的逐步认知，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人类的不断进步，并点点滴滴聚合在历史的长河里，当这种聚合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聚变随之产生，而聚变的能量是无穷的。这才是催生划时代的艺术成就的主动力。
第二条路从反叛出发，猎奇求异，貌似崇尚自由精神，实则因意识、观念和理论的匮乏而沦为泊来主义的附庸，与艺术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之所以说这条路并不新鲜，首先是因为他们抱着反叛这一盛行了几百年的教条不放，甚至狭隘地视之为艺术发展的永恒动力。再就是他们漂浮的思想给人一种无根而自欺欺人的感觉：“自由反叛”喊着，“移花接木”干着。
记者：归纳起来，您是看到了您所概括的两条路，都不同程度的制约着艺术自由的精神，于是您为艺术呼唤自由，并由此形成了“弘扬自由精神”的主题？
禹至：是的。您归纳得准确、简练，而且完整。
记者：您过奖了！那么，“展示独立品格”又当如何理解？
禹至：自由精神是因，独立品格是果。
记者：愿闻其详。
禹至：独立的品格可以理解为一种高标格的个性，是艺术家自身的独立人格的综合呈现，其中涵盖着独立的思想意识、世界观、价值取向和审美理念等。其实，艺术家做艺术的过程，就应该是一个重新认知世界的过程，或者说是回到认识论层面独立思考的过程。形式、诉求等最终的呈现，是这种认知和思考的结果。技术，则是这种认知和思考付诸图式的手段。
记者：这听起来更像是对一个哲学家的要求，而非对艺术家。
禹至：艺术家可以不是哲人，但真正优秀的艺术家，一定不会缺少像哲人对待事物那样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因为艺术的创造力正是来源于艺术家有别于他人的，对事物，对世界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带来的思想独立与否，有无个性，取决于艺术家是否受到已有的哲学视野、意识观念和审美体系先入为主的侵扰和约束。品格高低，则取决于艺术家个人的学养、眼界和修为。可以这么说，脱离了自由精神，就没有独立可言；缺少了认识论层面的独立思考，更无品格可言。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记者：那么，在您概括的两条路以外，您心目中是否已经有了第三条路？
禹至：我很高兴听到您的这一提问，这正是本届“提名展”意欲探索的问题，也是“弘扬自由精神，展示独立品格”这一主题的核心内涵所在。
记者：没了？还夸我的提问呢，您就这一句话？
禹至：（笑）
记者：光笑不行，您得展开谈（笑）。
禹至：好吧。我本来想为您节省时间，可您要逼供，那我只好招（笑）。
将这样一个问题放到一次采访来谈，还真有些为难。因为从思想根源上说，这是一个关涉学术风气、评价体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太庞大。因此我只能试着简化、概括地聊一些思想框架，不知能否让您满意。
记者：一定会的。
禹至：客观地说，前面谈及的两条路，其实都有其很积极的一面。
第一条路上的艺术家对绘画死亡论调闻过则喜，坚持从中国传统绘画中追索以儒释道为支撑的国学的精神内涵及核心价值，包括散落其中的哲学观点、美学思想以及诗性精神，等等。再融入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或在弘扬国学精神中建立新的时代诉求，或在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主动交融中标杆新的时代语境，以此抵御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对西方美学思想的直接和被动的移植。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因惊叹古罗马的艺术成就而力图复兴老祖宗的辉煌一样，第一条路上的艺术家也不会忘本，对先祖的艺术成就满怀自豪去宣扬、去传承，心中还不乏超越先祖的自信。
第二条路论其态度更是积极而坚定。在架上绘画边缘化的境遇里，他们仍从近一百年来的一些世界级艺术大师身上看到了希望，竖立起信心：生于上世纪初的威廉·德·库宁、弗朗西斯·培根，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卢西安·弗洛伊德、格哈德·里希特、霍克尼，等等，都是听着“绘画必将死亡”的吼声长大的大师，可他们落地有金石声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无一例外都来自架上绘画。因此，面对在西方龙鸣狮吼了一百多年的关于架上绘画的“死亡”威胁，行走在第二条路上的艺术家们选择了坚守，并乐此不疲地对一切陈规施以反叛，义无反顾地追求着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唯一性。
但在他们这种积极之中隐藏着的消极因素同样是客观事实：第一条路勤于跨时空劳碌，在古今中外的艺术成就中淘金，并加以为己所需的整合，却惰于抛开前人的成果而进行独立思考，使自己丧失了自由精神还不自知。我想提醒的是，学习和总结前人是银，自由和独立思考是金；第二条路虽以反叛者自居，并高举自由精神的大旗，但在反叛中却拿不出自己的思想，无奈中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在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后现代理论奉若神明，并膺服于这一理论框架下的评价体系。离开自由精神的距离，比第一条路更为遥远。要知道，自己没有观点，是不具备反对别人观点的资格的。
记者：完全赞同。光说别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却说不出怎样才好的人是该闭嘴。
禹至：当然，前述两条路无论如何也涵盖不了所有艺术家。这是让人欣慰的，至少我们还有这样的艺术家，他们拒绝行走在前述两条路上。他们看起来很孤独无助，但他们仍然坚持独立思考，加强自身修为，拓宽哲学视野，努力在重新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独立的艺术主张。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些艺术家的辉煌成就，但面对艺术，他们秉持自由精神，恪守独立品格的态度，可让我们预见到他们的未来。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三条路：从认知世界出发，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从独立思考出发，创造独立的艺术主张；从自由精神出发，摒弃陈规教条，拒绝拿来主义；从时代精神出发，重视现时人类社会之重大关切。
之所以没把第三条路和第一、第二条路平行归纳，是因为从批评导向到评价体系，在现时的艺术生态环境中，我们只看到让前两条路盛行的风气，而看不到适宜第三条路成长的土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策划这样的展览，设定这样的主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去鼓励那些执着追求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的艺术家，并与他们一道坚持。
二
记者：说到用行动鼓励具有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的艺术家，我们可以进入另一个话题了。之前我看过您关于本届“提名展”的策划案，案中为研讨会预设的议题让我特别不解。能否就这个话题谈谈：为什么一个艺术展览的研讨会，焦点议题不是艺术本身，而是激励机制？
禹至：谢谢您这么细心的关注。
没错，研讨会预设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探讨艺术激励机制社会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考虑到艺术家这个群体的特点。艺术家面对艺术，往往很个性，很固执，很难被人说服，而且很要面子。而与此同时，艺术家之间表面上又总是客气、谦逊且极其照顾对方的面子。这就造成了许多研讨会常常蜕变成一种礼貌语和恭维话荟萃的娱乐，而失去了研讨会应有的意义，因而这次研讨会我们打算放弃探讨艺术本身；另一方面，艺术激励机制在国内还很薄弱，甚至可说是尚未成形，但它关系到艺术家个体或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它的社会化建设。因此我们试图借这样一种活动去探讨，不求一次研讨会就能找到一条发展道路，但至少作为民营艺术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和交流收获到一些有创意的设想，并愿意为之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同时更期待关于艺术激励机制社会化建设的探讨和交流，能成为一种常态，一种自觉。长此以往，就会逐步建成一种让艺术家受益的艺术激励机制的社会化模式。
记者：确实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良好愿望。我想请教，关于艺术激励机制，您认为怎样的模式能真正有效地惠及艺术家？
禹至：艺术激励机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涵盖政策、制度、市场、机构以及艺术家主体等众多层面。在这里，我们只就市场层面探讨，也就是所谓社会化模式。国内现有的艺术市场形式是多样的，其中，二级市场以及一级市场中的艺博会相对成形和成熟，除此之外便很少看到成熟的模式和规范。对艺术家，尤其对成长中的艺术家的惠及更是微乎其微。更难以形成“机制”概念。 至于怎样的模式才能真正有效地惠及艺术家，我也还处在构想阶段，只是希望在一级市场中建立一种循环通道。它由主线和辅线两部分组成，主线：艺术家、艺术机构、财团；辅线：批评家、经纪机构、商家（包括终端交易场所、博览会概念的交易场所等）。具体的运营模式、运行规则以及可持续保障等，还有待通过实践去摸索。
记者：主线和辅线在结构、功能和作用上如何划分？
禹至：主线成员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循环通道的主体。辅线成员则可以是松散型的，只为在循环通道的某些运行环节上起到辅助作用而临时组合。
记者：循环通道的核心是艺术机构？那么您所说的艺术机构的类型包括哪些？
禹至：这里所说的艺术机构指的都是民营艺术机构，包括有明确艺术主张和展览策划组织能力的美术馆、画廊、艺术文化公司、写生基地，等等。只要这些艺术机构在自己的艺术主张框架下建立起自己的循环通道，运转起来就能有效惠及与自己艺术主张相近的那一部分艺术家。当这样的通道大量涌现并良性循环起来的时候，大量的小循环就会聚合成一种大循环，一个有益于艺术创作的大环境就有机会呈现。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艺术生态环境。
记者：我也很期待。可是您没把二级市场纳入这样的循环通道，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禹至：二级市场固然很重要，绝对称得上是整个艺术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但它是一个纯商业的市场，艺术品在那里已不再是艺术，而是现金流的载体。因此很难发挥艺术机构的长处，也很难惠及艺术家。况且，一、二级市场的功能区分早已约定俗成。所以现阶段只考虑在一级市场里构建循环通道，暂不考虑与二级市场的链接。
记者：循环通道能够真正形成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您认为有哪些？
禹至：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品格，艺术机构的艺术主张、理念和组织能力，财团对艺术的态度及资金流量，再就是运行规则、利益分配、批评导向，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记者：您的这个构想也会在本届展览的研讨会上作为一个议题探讨吗？
禹至：有这种可能，但我更希望与会者能提出更好的构想。
记者：我有这样的耳闻，您有一个很奇怪的主张在您身边的艺术家当中流传：要对画家谈市场，要对商家谈艺术。是真的吗？这是怎样一种逻辑？
禹至：呵呵，是真的。但您真的觉得这是个奇怪的主张？
很多艺术家并不了解艺术市场，但他们很需要市场，费尽心思去寻找。但由于这不是自己的所擅长的领域，所以往往耗掉了很多精力也没能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我就认为应该和他们谈市场，不是教他们如何打开自己的市场，而是让他们知道这是一种社会分工，画家应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是另一部分人的事。尤其当我们期待的循环通道逐渐建立起来，自己一旦成为某一循环通道的组成部分，就更应该安安心心地思考艺术了。也只有静下心来思考艺术，你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你的作品也才会呈现独立的品格。
同样，商家对艺术的了解大多也是相对不足的，因此应该和他们多谈。商家对价值规律的认识通常局限于普通商品，而艺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规律与普通商品的价值规律大相径庭。让商家了解、熟悉进而习惯于探讨艺术品的价值规律，是对商家谈艺术的目的之一。再一个目的是通过对商家谈艺术去激发商家对艺术的热情，提升他们的艺术品位，以避免他们沦为人云亦云、缺乏艺术修养的艺术商人。
记者：听您这么一说，就不觉得它奇怪了。
禹至：（笑）
三
记者：本届“提名展”，可以理解为是您构建循环通道的一个具体行动吗？
禹至：我想这应该是最正确的理解。
记者：那么，这也是在探讨艺术激励机制社会化建设中，您用行动吹响构建循环通道的一声号角了。这就让我想到两个问题要请教：一，对于这种具有号角意义的活动，40件作品的展览规模会不会让人感觉小了？二，号角吹响以后，如何延续？这样的“提名展”是不是会一届届地办下去？
禹至：这个问题提得好。
关于展览活动的规模，40件展品从数量上看是略显偏小。但我很少用展品数量来界定活动规模，而重在看整个活动过程所涉及的面、造成的影响、关注的热度和产生的价值，等等。我们追求的是这些层面的规模而不是展品数量。一千人关注一百人，和一万人关注十个人相比，您说哪个规模更大？
关于展览活动的后续问题，我认为这是比展览本身还要重要的过程。从征稿宣传到评选、展览，仅仅是一个发掘的过程，而如何让我们评选出来的艺术家进入我们的循环通道运转起来，则有赖于后续的努力。因此，展览的后续，可以说是整个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名展”一定会一届届地办下去，展览的后续也会像链条一样，将一届届“提名展”链接起来，我们的循环通道也会依托这样种链接来逐步构建。
记者：我看到关于评选方式您在别的媒体上已经做了相关解读。我想问的是，本届“提名展”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禹至：作为一个倡导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的展览，除了主题精神，我们不会也不应该设置任何具体的评选标准。而且我们组织了由九位艺术家组成的评委，他们中有成就卓越的中外画家，有眼界开阔且颇具真知灼见的批评家、媒体人。相信由评委们构成的立体视角，定能在尊重每一位报名画家的艺术创造力的前提下，评选出报名作品中最优异的作品。
记者：我想了解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些了。您对我，对已经报名或正准备报名的画家朋友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禹至：我想对您说的是，感谢您，以及您所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网，一直以来对大河湾美术馆的支持；对画家朋友，我想用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别让前人的艺术成就挡住你自由前行的去路，无论那些成就有多么辉煌。
记者：谢谢！同时我也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网以及画家朋友们谢谢您！
禹至：谢谢！
禹至访谈引关注，以下是部分艺术家、收藏家的读后评论：
解澜涛：（按：迄今，被人民大会堂收藏作品的画家中，80后画家，解澜涛是唯一的一个）
艺术市场的良性循环之前提，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艺术体制。如今艺术界百分之九十的画家或藏家都唯美协马首是瞻。国家机构评判艺术美丑或含金量的高低标准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以画家是否按照领导者的意愿去创作作品或去歌颂某些既定的口号为标准。无奈，艺术家要吃饭，为了安身立命，大部分人只能忍气吞声地按照领导者的意愿去完成创作，艺术本身所提倡的奔放，自由，独立等理念不复存在。可是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机制继续走下去，我们还谈什么艺术，艺术家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何谈创作激情，何谈出什么精品。改变这种畸形的艺术体制刻不容缓。吴冠中先生早就向这种体制开炮了，提倡国家应该以奖代养，以此来带动画家的积极性。在我们的国度的政府机构里，这一方案目前尚不可行，但在民营机构里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觉得禹至先生可能算是第一个尝试吃螃蟹的人，他此次所发起的展览在全国大范围征集作品并试图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的艺术体制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实属一个大工程，精神勇气值得所有业内人士尊重和学习。如果全国的艺术机构都能像这样为我们的艺术发展道路呕心沥血贡献一些力量，大量的小循环定会聚合成一种大循环，到那时，我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自由的，活跃的，良性循环的艺术创作环境。拥有独立品格的艺术家定会层出不穷，艺术的价值定会绽放全新的光芒。
家上禾：（按：一个出版了3部文学专著的文学家，却同时是一个红木商人和艺术收藏家。这就是上禾）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艺术家也是人，按照这个逻辑，艺术家也应该有思想，而且应该具备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记得是前年，我参加了一个商界大佬荟萃的高峰论坛，开幕时，主办方社长致辞，主题是“还判断力以尊严”，这一句话让我感到很震撼，如何才能还判断力以尊严？首先是要有独立的思想与价值观！ 我有时候喜欢和别人探讨点艺术话题，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为技法而技法，陷入传统的沼泽而走不出去，或者是根本不想走出去；另一种是为创新而创新，一味追求奇与怪。这两者无疑都脱离了艺术创作的本体，或者根本不知道本体是什么？本体在哪里？一个不知道干什么的艺术家还是艺术家吗？ 读了禹至先生的访谈录，心里有了一些感慨，作为艺术家和策展人，能有这样的举动难能可贵，里面有他的追求、信心和勇气！ 我一直坚信: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艺术家更是如此！有些人可能迷失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帮他们找回自已。如果为此付诸的努力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则禹至先生所为善莫大焉！ 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判断力，市场有市场的判断力，评论家有评论家的判断力。这些判断力里都有着个自的利益，但是判断力还必须要有尊严，当然还包含了良知，否则判断力就成了娱乐用的笑话。 现在还是一颗刚刚撒进地里的种子，要等到开花结果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但只要它是一颗有生命的种子，就一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我期待！
吴悠：（他为汶川地震捐赠的油画落到一个美国画商手中后，恼人的故事演绎开了）
宋庄的展览大多是这几种形式：有人缘的，拉一个圈子，打个旗号，圈外的不带玩儿……有场馆的，利用场馆收点费用（当然收画更好），做做活动，吝啬作品的别来玩儿……是策展人的，定个主题，再依此框架填充作品，不在他视野内的别想玩儿……
而今年9月的一个叫《独立的品格》的展览却我行我素，别开一面——不收费，不收画，他只在乎画家精神的自由度与作品品格的独立性，他更会把展览的获奖作品悉数收藏……
这样的展览在宋庄是很少有的。
这不免让人想一探究竟。主办这次展览的大河湾美术馆2012年从南方迁至北京宋庄，与之深度合作的还有香港藏家艺术空间，这家才来北京的民营美术馆当然要干实事才能立足，要做出自己的品格才好发展。馆长禹至，儒雅内敛，博学深邃，只要与他短暂的交流便会感触到他灼然的见识，毅然的执着……我想这源于他的教师经历及后来从商的二十年历练；也源于他青年时种下的艺术理想，更源于他对美术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他身处的时代和地域的艺术现状的理性分析，他甚至考察调研过全国十多个艺术区，进过数千个工作室……而他现在要做的只是不想让那些有潜质、有品格的艺术家寂寂枯萎。他对那些为艺术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默默坚守和孜孜以求的艺术家心存敬意，他试图以一己之力让他所尊敬的艺术家渐渐享受到艺术之于人类的自由的空气和品格的阳光。
这样的展览，我欣喜；这样的馆长、策展人，我感动！
黄超成：（学者型艺术家，广艺教授，广艺美术学院院长）
细读禹至先生就《独立的品格——2013‵潜质艺术家年度提名展》与记者的对话，使我有了一些感触，作为一个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多年的人来看文中提到的问题，确实有些疑惑和纠结，他所说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负面作用方面与我不谋而合。
我一直在思考：艺术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艺术最早是用来祭祀的，歌颂神的，后来又用作教化，用作歌颂人性，再后来用作彰显本体的魅力，甚至还成为颠覆的工具。但再往下如何走，还有什么用？这是个问题！禹至在这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可以进行番讨论，归纳禹至先生的谈话，他主要是对现代艺术中“反叛”的反思，他认为当“反叛”变成教条时，它就限制了自由的表达。的确“反叛”的历史功绩是毫无疑问的。但如今反叛变成了噱头就不同了,正如广告原本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某种信息，但发展成了夸大的吹嘘就不好了，而禹至说的“对自由精神的制约”就是指这种“反叛”的异化，而不是指杜尚之辈坏了事。然而从杜尚到现在也差不多一百年了，如果一百年后，我们不断地“反叛”就变成无路可走了。我相信人类创造的局限性，人类总是太自大，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其实只是最聪明的动物罢了,但终究是宇宙的一个微粒而已。就像我家那只鹦鹉,虽然会唱歌,但却永远不可能知道那镜子里的它是谁?
“穷途末路”的艺术家们怎么办?创造虽然似乎没有尽头,但“颠覆”却没有那么容易！艺术关乎情感和思想，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来源于我们的经历和学习，更来自我们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和基因的密码。我们能在短短几十年内摧毁他们吗？艺术形式虽然可以创新、演变，但是能“颠覆”吗？变得那么快，我们的灵魂跟得上吗？艺术家是否想成为“先知”？这几十年来在中国艺术界发生的种种所谓具有“颠覆”性的艺术作为，其实也只不过是对西方观念的摹仿罢了，很多艺术家甚至把“颠覆”变成噱头，在艺术的名誉下招摇撞骗，沽名钓誉。这种危害是有悖艺术精神的，这种周而复始的反叛也是一种“重复”和陈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同意禹至先生的看法。
但值得讨论的是“自由的精神、独立的品格”这个口号，禹至先生把艺术的路子大致分为两类：传统路子和观念的路子，而且认为两个路子都自由得不够，他大胆的假设应该还有第三条路子：即更为自由的独立品格！所以他的这次活动命名为《独立的品格——2013‵潜质艺术家年度提名展》，禹至先生在答记者问中说道：“从认知世界出发，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从自由精神出发，摒弃陈规教条，拒绝拿来主义；从时代精神出发；重视现时人类社会之重大关切”这是他心目中的第三条路，这个理论乍听起来也不新鲜，我们平常不是经常把这样的造句挂在嘴边吗？“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之口，我们也常听于耳旁，作为一个博学而又见识的史学家，他之所以说这样的口号来作为学术精神的价值取向，我认为是对国民性的一种警醒，是对传统文化的惰性的鞭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向来都是重视群体价值而忽视、贬低个人价值从而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从而消解个人价值。这种影响是长远的，并不因为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开放，都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即使解构主义的输入并不真正意味着我们后现代的到来。因为，我们的灵魂没有跟上。我们仍然浸润在传统的汤药里。而不习惯于自由，我们学到西方的那些招式并没有形成我们的杀伤力，而只是一种观念的拷贝。
禹至先生的这个理论虽听上去并不新鲜，但却并不容易真正的实现对内心的遵从和对世界的思考。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对我们民族的期望，可是要真正成为一个习惯于自由并且懂得追求自由的民族，还要经过什么样的机缘啊！从现在的教育看来则令人悲观，从起跑线开始我们就来限制自由，限制思想，限制质疑，我们的教育象一部水泥灌浆机，日夜不停地灌筑出一栋栋实用但丑陋、廉价却不堪一击的大厦。现如今，物欲横流、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理想被人耻笑，人格被轻视，文化被消费，良心被收买。艺术被置于很尴尬的境地。虽然宗法思想，等级伦理那一套被慢慢消解，但取而代之的是灌输式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后果就是贬低自我，丧失判断力、开拓精神和个性。这对自由思想的扼制一点也不亚于封建制度，所以自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一切都得从长计议。这次提名展的意义，我想是在于重新呼唤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被绑架的观念，这对艺术家而言，理应是有冲击和引起思考的。
真正的自由需要全民的觉醒，不仅需要自由的制度（尽管现在已很宽容），还需要对自由的充分理解而形成一种民族性，没有这个基础就很难实现表达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愿禹至先生策划的这次提名展能引发更多的艺术家，对自由精神给予新的更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