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和访谈：真实地面对你的所爱

时间：2009年10月
地点：刘庆和环铁工作室

记者：最近还在忙于下一个展览吗？
刘庆和：是啊，基于多年的思考和积累，自然地觉得有话要说，这个时候做展览不会觉得有强迫自己的感觉。我并不担心我的水墨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我所想的是我的一些感受将用什么方式继续表达。水墨是我的一种方式，它能表达我的某种感受并产生兴趣，但我不是一个持久耐劳的人，所以一种新的感受能否让我表达的充分和舒服，对我很重要。把水墨当作大事业会让我们只顾着眼于大处，会斩断一些不经意的敏感神经的触角，这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大家都在争相表达自己的看法，都想在嘈杂的声音里凸现自己，好让人注目侧耳，这种心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过于理想化,对一些事物与你的预料不同就会有所失望。
刘庆和：说起来，我属于那种既理想又现实的人，生活总是要积极，这是对的。积极的时候才能肯定自己的错误，这听起来不太符合逻辑，承认自己有错是一种向上的姿态，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反倒是对生命意义的拒绝。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和他人，能否尽量地客观，是衡量一个人的胸怀的。我们在一个需要群居才能生活的土地上，学会靠拢组织和懂得默契是生存的本能，这个生活常识我认识的不足。然而，我也因此在庆幸。因为每个人的乐观条件和快乐指数不尽相同。比如，有人喜欢管理人、规划别人，喜欢总有人簇拥在自己身边，有的人则喜欢独处。有人稍稍一碰他的敏感部位，就嘻嘻哈哈地乐不可支，充满了幸福感，有的人可能很难挠到他的幸福之处，最多也就是会心的一笑而已。这就是条件和指数不同的后果。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述自己同样是一种选择，当我们对于规则开始厌烦的时候，说明你的心里已经接受过规则了，这就是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的调节作用。在艺术当代，破坏和坚持都不是最可贵的，最重要的是破坏了之后的建立，仅靠冲击和吸引人眼球地发狠只能说是具备了无畏的精神。

记者：在水墨的圈子里这种比着让人惊讶的事情还少吧。
刘庆和：在今天，我们不由自主地又喜欢神话了，神话能造就很多榜样，榜样当然比我们一般人有力量，好感召大家都去制造神话。水墨这块儿还好，没有太多的神话，但是迷信却太多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能反省自己，就会变得幼稚可笑。相对于前辈，我们有不及的地方；面对我们的后辈，同样有我们做不到的，这就是时代。今天，对和错不停地交织在一起，难免就对错倒置，说教在人面前的意义就模糊了。原因也很简单，时代永远不会停留在个人的认知上的，这虽然对于一些习惯于说教的人有些不悦，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所面对，总会有些难题留给当代或者后来。比如说70年代出生的人，虽然只是与我们这代人相差一个十年，但是由于这两个年代的人所成长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为亢奋的时候，所以在观念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已经变做了某种认同和适应，那么在寻找文化的切入点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思考。八、九十年代的他们逐渐懒得思考了，或者说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思考。这种懒得面对问题的心态让他们真正遇到了新问题，那就只有虚幻地存在。我在“梦幻与现实”那篇小短文里就曾说过：—— 现实中的沉重在这里荡然无存，一切都是幸福的小泡泡，可以一捅就破又可以及时重建。这种确保安全的抚慰方式被立体地复制着，蔓延着，形成了幸福的呻吟。没了使命和责任，让青春的体验和记忆无期限的延长——。如今已不好将十年的期限称为时代了，时代精神也难以成为口号变得生疏了。

记者：如同我们看待前辈的目光一样，今天的年轻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呢？
刘庆和：是啊，我也有时会这么想。我真的不好意思在人面前说教什么，因为在他们身上有很多我想知道的东西和我做不到的事情。就像我们对于先辈的说教产生想法一样，年轻一代同样会有自己的角度，那就随着自己的成长一同生长吧。

记者：有一本书叫做《水知道答案》，一个日本科学家的研究。给水不同的信息，它所呈现出不同的结晶，美好的信息其结晶也是美的，相反，结晶就是丑的，讲一个物理现象。虽然有些信息，我们无法用感官感知，但它却是真实存在。自然界的磁场的存在对人的情绪的影响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刘庆和：那天在机场无意中看到这本书，很好看的样子，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水，原来是有着那么丰富的情感的。所以说我们永远会遭遇未知，而且即使知道的也许就是完全错误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尊崇的是经验，还是以告知的方式知道的，这种缺乏个人体验的经验往往又是经过人的很多因素过滤后接受的，你如果甘愿接受这些经验，很可能会少了很多个人体验出来的乐趣了。

记者：是这样的，坚持和固守自己的东西是对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人，你肯定会不自觉地反省。实际上，我从十几年前到现在一直都在关注你的画，觉得有很大变化。
刘庆和：是我的画面给你的感觉，还是你自己的感觉在变？

记者：我觉得是你人在变，画是不能说谎的，人什么样画就什么样。我感觉比起前几年来，你现在的画放开了，很多东西也放下了，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有这种感觉。
刘庆和：客观回忆起来，05年之前和05年之后差别很大。很大的原因是我从学校里搬出来，我的心搬出来了，以前在学校里看到的多是人和事，搬出来看到的多是空间，有了空间才想着该做些什么。环境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心理变化，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开始画一些大的画，我觉得角度、视线都有些变化，抓的东西和放的东西，好像清楚了许多，慢慢我也知道自己属于哪类人了，呵呵，看来关起门来在自己的画面前闹点情绪最适合我了。这样我的想法开始有点接近我的本真，但真正地无所顾忌还不是，毕竟在学校嘛。

记者：这次在何香凝美术馆的个展名为“混沌的边缘”，很有意思的名字，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混沌的边缘呢？
刘庆和：在今天，哪儿算作中心谁又是边缘呢，也许模糊不清、不确切的才是更准确的。07年我在北京做了两个较大的个展后，也会经常陷入到一些思考当中。当代到底应该赋予它什么含义呢，近几十年来好像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把当代性看作一种尺度来度量当下艺术的。快捷和粗暴不断地撞击你的视听，那种在绘画过程当中所能体会到的享受，都被结果覆盖了，因为我们本来要的就是结果。但我想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和冲动不一定都是等到结果后才体会到的，它是蕴涵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轨迹。很久以来我的心里就有个情结，那就是写生过程当中的快感对我的诱惑。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从写生的训练中走过来的。在更高、更快、更狠的艺术年代里谈论写生的话题，似乎是很背离的事情。然而，在几近符号化才能代表着当代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情愿看到写生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它不仅应该体现在大师们的造型能力上，更会让我们看到捕捉生动的生活气息和创造之间的奇妙关系。

记者：水墨人物写生在中国画的圈子里一直被看作是学院派教学的延续，也有不少的人认为水墨写生和创作之间难于建立联系，或者是把学院的某个经典写生的技巧视为文脉来传承，这种现实在今天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
刘庆和：近几年来，由于当代性在人们心目中所造成的颠覆作用，让我们几乎忘却了生活写生给我们创作过程所带来的兴奋和愉悦。大量的影像图式产生的催化作用，让我们直奔着主题和结果，来不及享受绘画的过程了。这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多少年来，早已形成的模式化的写生方式的灌输，一方面由于写生的含义的不断改变，使得写生这一本来很本质的情感表达反而变得另类了。值得注意的是，水墨写生到底是传承文化还是传承技术，还是意欲在经典的画面里寻找熟悉的套路，把最初的敏感创造归纳为规则，得以套用在水墨人物画早已形成的套路教学中去。然而内心呢，不仅是背离了成为经典的最初创造精神，更是背离了眼前鲜活的现实生活了，因为，我们在不约而同地沉浸在追求技术的层面之中，而少有思考写生时是怎样的情怀和感动，这就是今天学院水墨写生课教学的缺憾。

记者：你说艺术创造与教育有多少关系呢？
刘庆和：学院的背景对于一个人的塑造，肯定是不能离开培养技术的层面，但创造性的消弱与技巧娴熟共同相长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都是老话题了。坚持自认为的东西去施教于人要具备性情和德行，否则岂敢再进行说教。

记者：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说，强势的经济必定带来文化上的更大的影响和期待，现在的中国，随着经济的日益强盛，它的文化的影响力也会日益增加，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具备当代本土精神的艺术肯定是水墨。
刘庆和：也许本来是这样的。我始终觉得什么东西要在本土里生长出来才牢靠。舍不得花费自己的情感直接嫁接却要感动他人肯定是不现实的。艺术创作被我认为它就是情感生活，真实地面对你所喜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情感真实地表达，首先是对自己人性的尊重。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水墨的领域里实践着，所以才更能体会水墨发展到今天的曲折和成就。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水墨人物画在艺术当代里身处的境地甚至是几分尴尬让我感触至深，就自己的水墨画实践而言，每当遇到跨越的时候都会让我为之兴奋，同时也觉得肩负着责任。

记者：李佳（清华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