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盆花——访谈独立评论家王南溟

王宝菊：今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画廊一家接一家地开，展览接一个接一个地做。国外大批画廊也在国内设点、“开窗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外的市场上非常抢手，在最近的拍卖市场上也像崩爆米花似的能从几万崩到二、三十万。中国的当代艺术真的很繁荣吗？还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个东西？你怎么看？

王南溟：就像西方操纵前苏联的当代艺术一样的，现在正好是轮到了操纵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时候了。前苏联已经操纵完了，就没有人再关心前苏联了，那些原来前苏联捧红了的艺术家也没人理了，那么也就因为前苏联解体以后，作为一个艺术形态这个概念就没有了，这种艺术也就没有了，艺术的价值就没有了，他们的艺术整个就是为了冷战的一种需要，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素材。

王宝菊：政治的东西？

王南溟：对，仅此而已，他们对这块艺术的关心一直也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关心，所以你说艺术品的好还是不好，它还在艺术史的上下文里面建立它的概念，这样，它可以在艺术史里面不停地被展示并讨论。他们那么那种不是的，是像盆花一样的，那种被无土栽培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端过来给你看看，看完了就谢掉了，它没有什么根，从泥土里面长，它扎得越深，树长得越高，我们现在就是缺少往下长的根。我们现在都是盆花。摘下来，变成临时给人家看看，临时需要，摆放一下，仅此而已。那么这个艺术也就必然会导致就像前苏联那样，到最后就没有人问了。我们再回头想想前苏联的政治波普，它就是这种东西。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包括安迪沃霍画过列宁，前苏联的艺术家也画列宁，安迪沃霍把公共的社会消费图象给拼接起来，前苏联也是，拼的时候，就像是披上非常冷战的色彩，列宁也变成一个什么西方的符号了。成为前苏联有名的政治波普。前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也开始学前苏联的前卫艺术，中国没解体，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治代码。
所谓的冷战根本上没结束，表面上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只是大家说说而矣，什么时候冷战结束了？台湾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你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解除了没有？没有。美国一直在说中国威胁论。
美国有两套方法来对付中国，一套就是中国的丑陋的东西，在联和国反对中国没有人权，说中国没人权，这是一套，跟那一套相关的需要什么丑陋的脸，什么吃死婴儿，还包括其他一些的，民工怎么样怎么样，拍一些很落魄的场景；另外一套是给美国的，给美国自己国会的，这是中情局提出来的报告。这次《纽约时报》的封面也改了，上海的什么高楼，章子怡的那种很时髦的（不是丑的啦，不丑）打扮，比西方还时髦的那种打扮，就觉得一直是两种示威方式，在美国反华的，中国威胁论也是一种反华，在联和国说中国没人权也是一种反华。那么也因为我们那套参照的标准，经济领域上搞经贸大厦，封面、明星跟西方一模一样，所以在文化方面他就指证你没人权的，中国没人权的，什么包括方力钧的头啊，岳敏君的头啊，张小刚的头啊，我写过的中国脸嘛，还有一些用民工做的作品。它为什么做的这么滑稽呢，是因为一做滑稽他（西方）就要，你看现在当代艺术也一模一样，而且一做就是在西方很多是不能做的，中国可以做，什么吃死婴儿啊，还有用什么人的尸骨一搅，把它变成粉末，这在西方谁敢这么做，是吧？但是，中国艺术家就敢在西方做。因为他是中国艺术家，他就可以给人家看看中国目前的文化程度，所谓精神、法律跟文明社会达到什么程度？
其实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离不开这个背景，我一直在搞后殖民主义当代批评，批评家就觉得王南溟你这个人为什么老是谁在西方走红你就要骂谁啊？我说不是谁在西方走红就骂谁，我在批后殖民主义的时候是没有人走红的。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就有文章发表过，我在批后殖民主义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在西方走红，徐冰没有走红，蔡国强也没走红，包括方力钧都没走红。但是，我肯定知道这种后现代艺术导致的结束，一旦中国走向国际舞台，边缘文化的东西，肯定要被西方人接纳，所以蔡国强也走红了，方力钧也走红了，徐冰也走红了。古文达开始是不搞中国符号的，但是没人理，他要在头发上写古文字，那就开始展览了，但实际上他的头发跟象形文字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大家都搞古代的象形文字了，徐冰也搞，古文达也搞，其他人也搞，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规定，他有两种标准，一种标准是对西方的，就普遍主义的标准，就觉得这个标准整个西方一直是里面的，有没有脱离西方艺术史；还有一标准是，对中国的，中国呢它不是用普遍主义标准，是用相对主义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中国具体的符号、标本，他只需要你这一个标本就行了，至于你这标本跟你本国有什么关系，他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恰恰就是任何一个标本跟本国自身的文化、血脉里面的一种运动过程当中的都没关系的，是一种死的一项磨难，木乃伊一样的，就是死掉了的一种表皮，它不是血脉，跟里面血脉跳动的那种东西，我们现在西方已经给了中国样板，你只要做成这种死掉的表皮就行了，又能卖，又能参加展览，又能得奖。那么，大量中国艺术家都会这样去做，中国目前就处于这种状况。批评家老觉得扯蛋，老觉得没有后殖民主义，艺术家自己都承认了，一定是要那么做西方才要。

王宝菊：那你所谓的“西方”是指什么？

王南溟：就是我们强势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是西方的基金会、博物馆、美术馆，能让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出名的，能够在国外展览的。后殖民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太严重了，不是一般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那会儿写了《后殖民主义》。
差不多前后也写了十年，有批评蔡国强、古文达的，还有批评方力钧、张晓刚的，还有一些图像，这两块搞好以后，包括行为艺术，图片，录像，都是一样的，一个就是东方旅游主义，就表面的地摊文化，还有一种就是丑陋的中国，中国人的行为，丑陋的行为和很丑陋的表情、丑陋的脸……因为我们艺术变成一个样板戏了，中国人喜欢做样板戏，那么，这种标准就是一个样板戏，谁进入这个样板戏了谁就能参加一些展览，能在江湖上混混，能独立思考的很少，西方人也不懂，这深刻的东西西方人也不懂，他也不需要看懂，他来一圈把需要的东西拉出去就行，就导致了这十年里面的恶性循环。艺术家就是冲着西方的脸色来的，这也不能怪艺术家。我还有一本书是《艺术制度与法律》就专门讨论的就是中国本土没有让当代艺术生长的一种制度上的一个保障。

王宝菊：你谈到了最根本的问题。

王南溟：中国让西方进入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力量，本土没力量，当然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现实情景。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的政府。二零零一年蔡国强回来，在APEC会议上放烟火，我就写了篇文章批评蔡国强。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前十年和后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是西方来促成的，那么按照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后十年的后殖民主义，就由中国政府扶持。现在中国政府又拿西方人捧红的中国艺术家来说事儿，很搞笑的。很多艺术家， 照西方的标准到外面去给捧红了，然后中国本土又把它拿回来，送到美术馆展览了，然后，又拿这个东西再去做国家形象，又拿到什么威尼斯，蓬皮杜，汉堡火车站，巴西圣保罗啊，这是出口转内销，内销再出口，目前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
这次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我把后殖民用了一个词，就是唐人街文化。我称他们是唐人街文化学派，就是把中国的标本式的文化，一点都融入不到他们的主流的，自己搞了一个牌坊，自己圈起来，然后这个文化又不像中国，又没有中国那种跳动的脉搏，同时又不是西方的，就是表面感觉是一个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其实是最伤害中国人的。有一次我在英国，就专门讲了唐人街文化，有的华人听了以后，就觉得你对唐人街文化批判是对的。中国人到哪儿都去建一个唐人街，跟他们另外一个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唐人街文化有什么地位？一点地位都没有。唐人街文化它整个在西方的地位就是西方人认为唐人街始终是跟赌博、色情、犯毒，很奇怪，每一个国家都这样，这一圈是最混乱的，唐人街那块是最混乱的，赌博，吸毒，红灯区。每个唐人街就是这样一个情景，进去乱糟糟的。中国人到唐人街去吃的中国餐，味道也不好，不好吃，特色也没有。他没有再造性，文化再造血的功能没有，没有造血功能的那种文化。那西方恰恰就需要这种唐人街的艺术，我的标题叫《从唐人街到唐人馆》。就是中国馆嘛，唐馆搞了一个风水先生去测测风水，莫名其妙，搞的风水先生去测每一个国家馆的风水，自己还测，找一个好的风水的地方盖一个中国馆，这都是莫名其妙。中国以前都测过风水的，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幸福啊，对不对？六朝古都都测过风水的，但到那边就亡国。

王宝菊：西方这个操纵组织这么一弄，把中国艺术家都搞废掉了。每天就是生产、接订单。

王南溟：就是接国外的订单，出口，给本土也没用，给本土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像蔡国强炸条龙，这龙有什么意义呢？龙到处有的啊，民俗村里全有龙的啊，没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呀。所谓文化再造性，就是再造的文化来说，它没有再造性了。所以，你说龙在腾飞，龙在腾飞用得着蔡国强去讲？大家都会讲啊。艺术家要做的事情，是思想性的事情，前沿的，是人家没说过、没想到过的事情。
我们现在非常缺少评论的水准。大家都认为一个评论家要批就批一个一流的，总觉得我批二、三流的没档次，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一流是等不到的，你什么时候说我等到一流的时候我再批的话，也许一百年没一流呢，是吧？批评家应该是关注那二、三流的，批的话就要批二、三流的，如果二、三流不批的话呢，这个时代就四、五流，标准越来越低。

王宝菊：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会出好的艺术家吗？

王南溟：出不了了，怎么出得了？下面那些小年轻，后来搞政治波普和泼皮艺术，艳俗艺术其实是把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相加，差不多是一个脉络的，艳俗以后差不多把图片搞的什么东西都一样的。如果说政治普和泼皮主义还有一些明确规定的，比如老毛啊， 泼皮主义就是光头，打哈欠，那么，到了艳俗之后，腔调没变，只是多了体裁了，什么刺绣啊，年画，一模一样，然后什么古家具，老家具配一个时髦女郎啊，一个汉堡包配一个什么东西，诸如此类，这种东西就是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归属的东西，如果把艳俗艺术扩大化的话，都可以归到艳俗艺术了，波普还有特定性的范围，他们就宽泛化了，艳俗艺术是什么，就是宽泛化的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

王宝菊：作为一个独立批评家，那您觉得批判还有什么作用吗？ 当下艺术家对名利的追逐、浮躁。。。。。。

王南溟：问题是你没批的话就变成一种标准了，批的话就明白他们只是赚点钱而已，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影响后面的学生，我每次讲完课，我觉得那些学生很幼稚的，他会对原来的那种明星的标准产生怀疑，那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只是样板。但只是怀疑，就是能赚钱，但是那标准还没到，没到水准，原来大家都搞不清楚的，我觉得很好，至少这样一讲的话呢，人家一看是动摇了，动摇一部分人，那只能这样搞的， 一个标准的建立跟一个标准的否认是需要时间的，我现在为什么一直搞艺术制度与法律，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黑暗，你不能怪艺术家的，艺术家要生存的。

王宝菊：体制、制度这一块，其实是当代艺术最根本的一块。

王南溟：要建立一个当代艺术好的制度和双年展是分不开的。不是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民族、社会如何建构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当代艺术变成一个民族灵魂的组成部分。首先是民主自主，然后才是当代艺术展览。
不能说的是双年展就变成政治，就像我说双年展，就是寡头政治，特权艺术，那么这个还不如不要呢，没什么意义，浪费纳税人的钱，搞这个展览花这么钱一千多万，仔细去想那一千多万怎么用的啊。我就觉得我们在这个氛围里工作的人，首先是在高校里面搞研究的，比如说每个研究者都要搞新的课题啊，你每年给艺术展览里面每年拨款多少？你用在哪里？怎么用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么纳税人的钱应该怎么用，公共财政的钱怎么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用公共财政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用公共财政的，你像那个传统的东西是不能用公共财政的，传统的东西是不能用在公共财政的，它只能在商业里面拿。它不是纯学术实验的东西，它跟文化再往前发展没关系。什么样应该赞助，什么样不应该赞助？企业美术馆怎么做？民间捐款制度怎么建立？什么搞得都不像，人家美术馆不是这们做的，你要先有一个民间捐款制度以后，才能称为一个民间美术馆，你连一个民间制度都没有，你怎么能成为美术馆呢？

王宝菊：我前两天还在想一个问题，是谁影响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哪个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还是国外的哪些收藏家？

王南溟：西方的机构。包括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也是西方的机构推的，中国的人只是个联络员的身份。而是当时的政治波普和泼皮主义是西方介入中国以后，拉大荒起来的。当初画老毛也不是艺术家要画的，是张颂仁到中国来，然后到艺术家那边去，跟他们讲你画老毛，画老毛。
如果没有西方的势力，你再推这种东西也没用。实际上我们本土没推什么东西，全是西方在推，本土力量几乎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