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勦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后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详细...]

近期，《书法导报》连载了姜寿田先生关于书法史学的札记，并陆续刊发了一些学者、书家关于书法史学的论稿，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学人》丛刊上开展的关于学术史的笔谈，在回读陈平原、葛兆光、刘东、陈燕谷等学者的那些精彩的论述时，发现事实上就学术史——这一问题本身而言，笔谈并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谈者依然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其中自然不可避免生成了很多分歧和相悖，可是恰恰因此，反而彼此给予很多参照和启示。书法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书法史应该如何书写?是书法语言自然延续的记录，还是书法思想的客观陈述呢?而作为历史本身是否仅仅是一种真相的记录呢?历史的书写本身是否独立于现实呢?……自然，以笔者疏浅的学力无法得出其答案，但是这一连串的、逻辑略显混乱的发问事实上则可以归结为两个层 [详细...]

内容提要： 　　潘天寿书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画家书法”，他和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种种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意义，由作者从十个方面进行了评估。 　　　　潘天寿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他所献身的事业还在，他所思考的问题还在，他所面对的基本情境——在中西文化冲撞中中国绘画的困惑，也依然存在。只是，当年的政治性压力已被眼下的商品化压力所代替。时至今日，有什么妙药良方呢？作为艺术家，还有什么可以依恃的呢？恐怕也只有精神性这一块基石了。精神性是艺术品的价值之所在，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家个体的精神性，它必须融汇到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中。 　　　　　 　　　——潘公凯《潘天寿书画集·寻求精神性——代序》 [详细...]

沈鹏呼吁：书法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力，热爱祖国历史，加强文化凝聚力，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法也面临着生存危机，要树立长远的观念，有新的应变之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沈鹏说，中国书法是独特的传统文化。从汉字诞生起就有了书法，汉字是书法的原始推动力。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现代社会，书写工具起了变化，硬笔代替毛笔。当代史上还有过一段时期，错把书法当成“四旧”，作为批判、打倒的对象。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书法逐渐复苏。20多年来，书法事业在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书法迎来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特殊的“书法热”时期。这种“热”主要是在专业圈内，年轻化和专业化在增强。而在圈外，书法一方面有不少的爱好者，经济发展又推 [详细...]

从文艺学角度来说，批评学是构成一种艺术的完整体系以及整体形态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艺术形态及文化形态都包括其完整的美学特征、文艺本体特征、文艺史学、文艺批评学和文艺创作学等几大范畴。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支，是传统书法的一种现代性拓展。作为一种艺术，它同样应该具有其完整的理论形态和学科体系，而批评学即是这个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任何一种艺术形态和文化形态中，批评是促进艺术和文化发展与嬗变、促进民族进步与繁荣、确保社会文化良知的一个重要手段与途径，具有着文化改造意义、文化重建意义、学术建构意义和民族启蒙意义。硬笔书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以来，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型，已逐渐形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形态，其基本的本体形态构架却是畸形的、不健全的，诸如 [详细...]

在广东美术馆的资料室里，我们收藏着一件文档资料，这是一本极其普通的笔记本，2000年我馆举办《南海市博物馆藏康有为书法精品展》时，我们将这本笔记本置于展厅入口处，提供给观众作留言用。成功的媒体宣传，为展览引来了为数众多的观众，大中小学生、退休干部、城市白领、书法爱好者以及各路专业人士都纷至沓来。看完展览，大家还十分热情地在留言簿上留言（作为一个新馆，我们也是首次尝试收集观众反馈意见），很快留言簿就写满了： “读者我觉得您的书法好看！广州读者。” “陈彰到此一游！” “我很喜欢中国书法，可是我看不懂。” “他老婆的字比他靓。” “康有为您好！” “经过此游，自信大增，获益不 [详细...]